国有大矿矿难何其多？

近年来，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自2004年10月以来，连续发生了河南大平、陕西陈家山、辽宁孙家湾、山西平鲁、新疆神龙、河北唐山刘官屯、黑龙江东风等国有煤矿的特大矿难。在国家对小煤矿集中整顿、关闭工作扎实推进，小煤矿事故得到遏制的局面下，死难者数以百计的特大矿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那些国有大矿发生，使得媒体和民众对矿难的心理承受能力逼近了底线。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国有大矿如此频发的矿难？
表面上看，矿难频发有安全生产基础差、超能力生产、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这三大原因，倘若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事故背后还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

一、 企业层面的原因

1. 安全投入不足，安全欠账依旧，安全生产的技术基础十分薄弱
我国不少煤矿自然开采条件恶劣，安全生产基础薄弱，抵御事故灾害的能力不强，对防范伤亡事故没有把握。目前，全国共有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约9 000多处，约占矿井总数的30％，还有超过80％的中小煤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许多国有重点煤矿经过50多年的开发生产，正相继进入衰老报废的高峰期。
业内权威人士分析矿难时承认,装备水平落后,安全投资欠账非常大，仅国有煤矿在安全工程、装备和设施方面欠账就达500亿元左右。
2. 煤矿企业守法经营的意识淡薄，超能力生产、冒险生产成为常态
据2003年调查显示，中国原煤年产量为17.28亿吨，而当年底，全国上报具备生产安全保障能力的矿井(含露天矿)为2 090处，年生产能力约11亿吨。也就是说，当年最少有6.28亿吨的原煤生产没有安全保障。可见，超能力生产是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煤矿生产系统包括提升、运输、通风、采掘、供电、排水等几个主要生产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超能力生产，就可能导致矿井发生伤亡事故，甚至重特大事故。
超提升、超运输能力生产，易发生机械事故，如绞车损坏、钢丝绳断裂、跑车等事故；超供电能力生产，将导致用电负荷增大，容易引起断电、失火、损坏设备，停电后更容易引起瓦斯爆炸和井下失火；超排水能力生产，将使井下涌水量增大，如果排水能力达不到要求，就有可能造成淹井事故；超通风能力生产，易导致井下风量不足，直接影响井下空气质量，影响井下作业人员身体健康，而且开采强度增大，很容易造成瓦斯积聚而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3. 合格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线工人流失严重，得不到补充，人员整体素质在持续下降
人才缺乏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大问题。由于煤矿劳动生产率较低，全行业的工资收入差，再加上工作危险、环境恶劣，煤矿在高校招不到专业的人才，高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每年真正到基层煤矿去工作的少之又少。同时，在煤矿工作的专业人才却又大量流失。
以2004年10月20日河南大平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为例：下水平的瓦斯突出喷出的瓦斯逆行到上水平运输大巷，多处瓦斯浓度测定仪超限报警，这预示着全矿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然而，这个矿在31分钟内竟然没有切断电源，致使架线电机车行驶到巷道拐弯处引起瓦斯爆炸，死亡148人。事后，技术人员面对满电脑的红色警报，第一反应不是说瓦斯浓度增大，而是认为电脑中毒了。可见，人才的缺乏在许多矿井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有经验的老矿工或退休或下岗，接替他们的大多是没有安全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农民工。因为安全投入少，矿工流动性大，安全培训也几近于无。一线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基本上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昨天扛锄头，今天扛镐头；安全不安全，出煤就是钱”。2004年10月20日，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48人遇难，其中95%为农民合同工。
4. 工人的安全生产权利得不到保障，工人及工会维权难度大，对违法行为不能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都规定，从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当工作地点出现险情时，有权立即停止作业，撤到安全地点。而煤矿领导为了增加产量则不让停工。陈家山煤矿的一些领导对矿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有本事就不要下井，我明儿就让你下岗！”由于矿山劳动力供过于求，工作机会稀缺，很多人最担心下岗，煤矿侵犯矿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当今的国有企业里，工会的作用仅仅相当于单位的一个内设部门。面对频发的矿难，工会与企业领导集团的博弈能力十分微弱。尽管《煤炭法》和《矿山安全法》都规定了矿山企业工会应当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但本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在矿工面临死亡威胁时却失语了、缺席了。
5. 原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制度以“改革”的名义被取代，对生产一线的控制能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
以前矿务局的干部特别是基层煤矿的干部都要下井，一直下到工作面，在井下进行现场的组织、指挥和监管，把所有的规章制度和安全责任统统落实到工作面。此外，还有劳动态度高度负责、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劳动模范和优秀工人一起干活。每一个工作面都有安全员、监管员和技术人员，形成了一种保证安全的体系和机制，这就叫做“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的核心就是干部要带班劳动，干部要下井到工作面。
然而，现在这一套都被否定了。管理人员盲目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穿着整齐清洁、衣冠楚楚地在办公室进行信息化管理，他们不再下井劳动了。而在井下劳动的农民工没有受过严格训练，技术素质较差，守法守规意识也较差，处理事故的应变能力更差。

二、 监管层面的原因

1. “官煤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严重毒害了安全生产秩序
国有煤矿近些年来经营机制的改革，使得煤矿的承包集团成为最大的受益人。煤矿企业给相关官员提成或行贿，相关官员为煤矿开绿灯，这些官员中就有一部分是主管安全生产的。上面既有保护伞，又受暴利驱动，这就使矿长们敢于目无法纪、草菅人命。而要铲除这种官商勾结的腐败制度，既要严惩违法企业的决策集团，又要清除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此前开展的“公务员、国家企业人员从煤矿限期撤资”就是一项很有针对性的举措。
2. 监管的权威性未充分树立，对违法犯罪现象的打击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松，依然存在抵制执法甚至暴力抗法的现象
李毅中局长在一次会上指出：“比如说山西3月9日、3月19日两次事故，你贴了封条，他给撕掉；你再贴，他再撕；你上了锁，他给砸掉，胆大妄为到这种程度。”“为什么矿主敢于撕封条、砸锁，敢于藐视国法、无视监管呢？”“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监管工作不扎实。已经发布了停产整顿的名单，但是没有认真地落实，执法不严格，没有依法严惩，责任不落实。山西这两个发生事故的煤矿，都查到驻矿监督员失职以及措施不到位。”他追问道：“中国古代如果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撕扯，为什么现在却出现了这种现象？”
监管工作不扎实，执法不严格，责任不落实，对非法的监管压力是“上紧下松、外紧内松、此紧彼松、时紧时松”，反映了煤矿安全队伍中一部分执法人员的素质、能力、责任意识亟待提高。
3. 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联合执法机制仍处于“运动式”的状态，未成为长效机制
对煤矿的管理，涉及地方政府及国土资源、发改委、公安、工商、煤矿安全监察等政府部门，与供电、供水、通讯、交通、铁路等公共服务机构也有密切关系。靠安全监管部门一家执法、单骑突进，效果十分有限。而现有的联合执法形式未能成为一种长效机制，临时决策的多、被动查处的多、重复检查的多，核心问题是对各部门职责界定不清、程序不明确，谁都不愿真得罪人、真负责任，联合执法常常是“轰轰烈烈走过场”。
4. 现行的法律政策、经济政策不科学，对违法及事故后果未能起到足够的震慑、防范作用
在煤矿企业中流传着一句话——伤不起死得起。煤矿开采的暴利和矿工生命的廉价，使一些矿主视矿工的生命如草芥。经营过煤矿的知情人透露，发生事故后，一条人命通常也就赔付10～20万元左右，而预防的人均投入则高于这个数字。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确定了企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提高伤亡赔偿标准，旨在通过这3项经济政策，配合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督来加强高危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就保障矿工的权益而言，这些政策是很有针对性的，关键在于能否落实和执行。
从法律责任追究看，无论是《刑法》还是《安全生产法》，对违反安全生产相关规定、造成重大后果的处罚最多判7年有期徒刑，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刑罚都比它们重得多——最高的可判死刑。如果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总有人敢以身试法，其实折射的是法制自身的缺陷。

三、 社会层面的原因

1. 舆论导向和认识上的误区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首次达到了1 000美元。一些专家和理论研究机构认为，人均GDP在1 000美元至3 000美元这个区间，是经济的“起飞”阶段，同时也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安全事故也大都经历了从上升、高发到逐步稳定、下降的周期，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事故高发阶段。这一观点被过分渲染，让某些领导、安全生产界乃致全社会得出了可怕的“事故高发周期论”“事故不可避免论”，矿难的层出不穷似乎成了情理中事。
从安全科学基础理论出发，事故本质上是可以避免的。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为什么不能汲取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利用技术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避开这种恶性惯例和规律，少走一些弯路呢？难道一定要以成千上万个矿工的生命为代价，把这些灾难重新过一遍吗？
2. 煤炭在能源体系中较低的比较价格促进了对煤炭的需求，经济增长粗放，资源利用率低，使煤炭需求持续过热
中国经济持续25年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空前的经济增长引发了能源需求的巨大缺口。由于油气能源紧张，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需求告急。2003年，我国消费的煤约为19亿吨，比2002年增长了20%。煤炭在能源体系中较低的比较价格又促进了全社会对煤炭的需求。加上我国资源利用率低，耗能大，只有保持总量的增长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也成为煤矿超能力生产的根本原因。
3. 社会上对危险、艰苦、重体力行业的歧视，导致这些行业进不来人、留不住人，“人才危机”导致生产危机
煤炭高等院校中有不少院校“摘煤帽”“脱矿衣”。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面对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指出：“煤矿若再招不到大学生，将会面临灭顶之灾”。由此可见，煤矿企业安全人才的严重短缺，是矿难频发的一大致命因素。
高危行业的“人才短缺效应”，已经通过“矿难频发”的现实一次次凸现出来，应该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我们同时也应反思，煤炭行业专业人才流失的关键，是分配不公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当务之急，一是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建立对煤炭企业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分配和使用机制，为培养、选拔、使用各类安全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发展平台；二是建立人才激励保护机制，以良好的环境、优厚的待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防止人才的流失。

四、 遏制矿难须用铁腕

要遏制矿难非用铁腕不可！何为铁腕？就是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志铲除“中间利益集团”，以消灭黑心矿主的保护伞，清除官商勾结办矿的体制；以铁腕制止破坏性、掠夺性开采，实行对资源的保护性开采；以铁腕查处矿难事故责任，查清事故原因，追究煤矿企业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失职责任，查处事故背后的渎职、失职和腐败行为，采取经济罚没、行政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依法严惩事故责任者。企业要严格、自觉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煤矿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下井到一线，把一整套规章制度落实到工作面，重在实践。
越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越要有迎接挑战的准备；越是在形势危急的时刻，越要有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事故高发不可怕，消极等待、无所作为才危险。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有全社会的支持和关注，通过我们尽职尽责的工作，矿难频发的势头一定会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