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卫生教研的坚守者

　　2011年，由于研究成果在国际职业和环境医学领域获得广泛认可，王生被拉马兹尼科学委员会(Collegium Ramazzini)遴选为该院院士。拉马兹尼科学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科学组织，于1982年成立，致力于职业与环境医学中对于疾病预防和健康关键问题的科学研究，其宗旨是推进职业与环境卫生发展，促进公众健康。入选该组织的成员必须是世界范围内职业卫生及环境卫生领域知名的科学家，并在该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目前，该组织已在世界范围内40个国家遴选出120名院士，王生就是其中之一。

　　王生，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截至2012年，王生已在职业卫生领域工作了42年，发表了260余篇学术论文，撰写了教材、专著30余部，获得了科技成果奖多项。

　　对于职业卫生的定义，王生认为：“职业卫生是就是工作条件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以及改善劳动条件预防职业病。”

8年基层工作立志愿

　　1965年，王生19岁。抱着济世救人的梦想，王生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学业还未完成就被直接分配到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当时想愿望是实现了，但5年过后，变化又发生了。”

　　因为主修专业为卫生学，王生被调到了甘肃职业病防治院工作。由于职业病防治院是省级医疗机构，在设备和医疗技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加之甘肃省境内煤矿行业多，大大小小的煤矿数不胜数，每天都会有很多病人排着队来就医。王生自从加入这支队伍，就开始了两点一线的生活——医院到施工现场。“那时候每年都要三四个月到煤矿巡诊，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每一位工人进行体检，并将消息反馈给企业，叮嘱企业早日送重点病患就医。”

　　20世纪70年代，道路交通很不发达，而一些较小的煤矿又分布得比较零散，有时为了深入到煤矿，王生所在的医疗团队要沿着盘山小道一步一滑地往山的另一头翻。体检时，王生曾遇到工人已经达到尘肺的Ⅱ级标准，却还憨憨地对着自己笑，并且依旧鼓足干劲地要去干活，这给年轻的王生带来了很大触动。“我立即与企业联系，要他们马上安排工人停工，赶快送往医院。”

　　体检结束，他还要忙着照料收治进来的病人，“8小时3班倒，一天24小时，有时都分不清自己在上哪一班。”由于职业病防治院规模有限，病房的最大许可容量总是远远低于病人的需求，对于矽肺病人来说，冬天是最不好过的季节，寒冷的空气总是让他们的呼吸越发困难。“冬天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考验。”王生回忆道，“冬天最怕的就是矽肺病人感冒。”一次值班时，王生接到通知，一个病人因为感冒病情突然恶化，要紧急抢救，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往病房赶，注射强心剂、抗感染药物……“早就知道矽肺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治疗只能暂缓病情的恶化，死亡也是件预料当中的事，本以为是常态的事情，但每一次经历还是会十分痛苦。”说到这里，王生顿了顿，“经历太多生死，如今我常在思考如何能够减少职业病患者?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做?”

　　通过8年基层实践，王生意识到，只有把疾病预防做好，才能从源头解决职业病救治难的问题。1978年，王生带着新的信念，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顺利被录取。

变差距为动力

　　又一次回到校园，王生本想致力于矽肺方面的研究，但是导师却给了他另一个研究方向——噪声。

　　王生主动与导师交流，得知在国际上噪声已经是一个突出的职业卫生问题。为了弄清楚噪声的危害，在导师的介绍下，王生利用课余时间先后去了多家纺织厂，进行实地测评。“当时的国家标准限值和现在一样是85dB，但是到了纺织厂才发现，工人工作环境噪声实际是90dB，最高的能达到110dB。在另外一些工作场所如球磨机旁，噪声可达120dB。在90dB的噪声下，人与人之间交谈就十分困难。记得当时那家纺织厂的一些工人已经出现耳聋的情况。”王生回忆说。

王生和他的研究生团队

　　1984年，王生争取到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刚到美国他就主动提出想到纺织厂、汽配厂参观学习的请求。“最初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上，国外对于学习交流还是有一定的保留。”最后，通过多方面协调，王生顺利参观了几个企业。“在汽配厂里，噪声问题也同样存在，但与国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工人人手一副耳塞。”在其他企业中，王生看到了更多的防护装备，所见所闻让他认识到这不仅是防护装备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管理方式、人员意识、法律制度的影响。随后，王生就对美国的法律、管理规程、培训资料做了研究，所有相关的法律摞在一起，王生打趣地说：“不是堆积如山，而是鳞次栉比的山脉。美国的法律处罚力度每个企业都吃不消，这也督促他们做好先期的预防工作。而且自下而上的监督也让工人对个人安全握有主动权。”

　　1986年，王生学成回国。问及回国的原因，王生笑谈：“我是为了能回国做改变而出国的，国外看见的差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实现的明天，这让我更有信心能做好。”

标准制定的苦乐

　　回国后，王生一方面继续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任教，一方面积极参与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关于职业卫生标准制定和研究工作。1986—1991年，5年间，他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前期调研、中期讨论、后期修改，1991年正式成为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中的一员。“标准里的每一个数字都要推敲再三，例如有毒物质标准的确定，企业的工艺水平和改进成本有限，如果生硬地将标准卡在一些固定的数值上，企业会缺少改进的动力，同时国家财政也无法一下拨出大笔资金。”一开始制定标准，企业都会有抵触心理，作为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生还要兼顾企业协调工作，了解每一方的需求，从而达到科学性与可行性并存的目的。

　　2007年4月12日，由王生担任主要起草人的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发布，分别针对超高频辐射、高频电磁场、工频电场、激光辐射、微波辐射、紫外辐射、高温、噪声、手传振动、体力劳动强度分级、体力劳动时的心率11个部分做出要求。王生作为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又与标准委员会其他成员通力合作，研究制订了GBZ/T229-2012《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针对生产性粉尘、化学物、高温、噪声等4个部分做出更为细致的规定，该项标准也成为《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相关内容的配套文件。

参与《职业病防治法》制修订

　　20世纪90年代初，王生就曾参与《职业病防治法》前期调研工作，并建言献策，“自从《职业病防止法》出台，职业卫生工作也进入了一个上升期。”

王生在2012年海峡两岸职业卫生学术交流会会场

　　2012年新版《职业病防治法》修订完成并开始实行，在前期的修法过程中，王生多次参加卫生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召开的讨论会议。王生结合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国外对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建议在新法中强化企业的监管力度，提高企业对安全的重视程度。此外，在原有基础上，他还提出企业、政府应明确自身的职责，改变以往“安全是政府专属责任”的意识，将安全落实到企业，保护到个人。

　　对比新、旧两版《职业病防治法》，王生明显感到法律的可执行程度提高了，职责的划分也更为明确。“这些变化也为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卫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法律支持。”

　　作为职业卫生领域的坚守者，王生有一个愿望：“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将研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最想看到的就是职业卫生领域能够一天一天变好。”

　　编辑 高琦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