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伤职工到工伤专家

　　一个在单位活动中意外受伤的工伤职工;

　　一个具有“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的公益律师;

　　一个被央视等媒体评为“工伤维权第一人”的民营组织负责人;

　　一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一个在国家《职业病防治法》修法中被采纳多条谏言的职业病专家。

　　集如此多重身份的，正是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正如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陈刚的评价：“黄乐平在事业上专心做好农民工维权这件事，一心为了工伤职工，是工伤保险战线不可多得的专家型人才。”

选择

　　2002年，法学硕士毕业的黄乐平来到中国药材集团公司担任专职法律顾问。很快，黄乐平就在公司一起案件中发挥了作用，为公司追回了1 000万资金，得到了公司颁发的特殊贡献奖5 000元。正当黄乐平准备为公司的发展尽心尽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发生了，它直接影响了黄乐平的工作和生活。

　　2003年1月10日，黄乐平参加了公司组织的篮球赛，不幸右膝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右膝关节韧带断裂、半月板撕碎，8月份黄乐平的右腿做了手术，手术后运动仍然受限。于是在2003年11月25日，黄乐平去做了劳动能力鉴定，被评为六级伤残。为获得相应的工伤待遇，黄乐平找到公司领导，却发现即使是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伤保险的概念也很淡薄，工伤职工要想享受工伤待遇困难重重。就是这一次维权，黄乐平前后费时三年之久。这让他颇受触动，身为律师维权都如此费尽周折，更何况普通的农民工?

　　在维权期间，黄乐平开始钻研工伤保险政策和实务，并写下了自己第一部工伤保险专著《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没想到，2004年9月这本书一出版，立刻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一些工伤职工，听说以后专程找到黄乐平向他求助。黄乐平于是又在网上做了一个留言板，为工伤职工者提供维权咨询。到了2004年底，这个留言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为工伤劳工服务的公益网站——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

　　随着来向黄乐平咨询求助的人数不断增加，黄乐平发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工伤保险问题越加重要，工伤维权的社会需求十分强烈，仅靠自己一个人兼职去做已经无法承担，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团队才能把它做起来。

　　2005年，黄乐平从药材公司辞职后，大半年时间里主要精力都在做工伤维权，生活与事业的压力让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与房地产开发机构合作从事房地产法律业务，这是一项很赚钱的选择，从商业角度考虑这无疑是最合适的;另一个选择是做工伤维权，继续自己的理想，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工伤职工提供帮助。2006年初《工人日报》的报道 “黄乐平律师的工伤维权账本”，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也坚定了黄乐平继续做工伤维权的选择。

　　2006年，30岁出头的黄乐平发起成立了专门的劳工维权组织——义社劳动咨询中心，他自己由此正式转型为公益律师。

义务维权

　　在工伤领域做公益律师业务，每天面对的多为来自基层的农民工，不仅不挣钱，还要掏出自己的钱倒贴给这些伤残职工，这在律师界众所周知，也因此很少有人选择这条路。当时黄乐平就考虑得很清楚了：“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就是我们的价值。”义社这个名称，也代表了黄乐平的决心——坚持“义”文化，把自己当成为伤残农民工服务的义工。

　　黄乐平创建的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免费为职工答疑解难超过3.1万人次;自费开通的国内第一条工伤维权热线，累计处理解答工伤案件1万6703件。

　　2007年3月27日，黄乐平当选全国首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为义社劳动咨询中心的发展打下基础。2007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义社劳动咨询中心壮大成以民办非营利机构注册的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几年来，直接提供法律援助6.15万人次，受惠人群超过55万人次，其中代理案件2171件，结案1487件，帮助当事人获得赔偿7 810万元。

　　2010年5月底，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煤矿集体关停。6月初，一批农民工因为身患职业病而没有获得赔偿到中南海上访。随后，慕名而来的职业病农民工代表到义联请求法律援助，希望黄乐平帮助他们解决职业病认定和待遇问题。

　　黄乐平听了介绍后，立即意识到这起案例问题重大，一旦处理不好，将成为受国际关注的大事，直接影响到北京构建“世界城市”的形象。黄乐平随即引导这些职业病患者，告诉他们要依法维权，并当即决定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黄乐平为职业病患者讲解职业病法律知识

　　当时义联全部律师只有16个人，黄乐平决定派出一半人马接手这一案例。他先是派遣4名律师坐公交车200余里，到房山区史家营乡的村庄里，现场为122名患病农民工办理法律援助受理手续。在全面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黄乐平立即撰写了案件分析报告，提交给北京市司法局等有关部门。同时，黄乐平抽调5名优秀律师组成工作组，自己担任组长，专职负责做好该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与情绪安抚工作，确保他们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下，依法理性维权，并将案件处理的重要工作动态及时汇报给市司法局。

　　最终，义联为累计超过500名农民工完成了职业病鉴定工作，帮助农民工直接获得工伤赔偿总额将超过5000万元。

　　在免费帮助农民工维护权益的过程中，黄乐平注意到很多工伤农民工特别困难、没有生活来源，黄乐平专门向有关基金会申请特困农民工救助项目，于2009年底向300名特困工伤农民工一次性发放了60万元的救助款，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燃眉之急。在义联发放救助款现场，一位四川籍农民工阮明全在接过钱的一刹那，当场就跪在工作人员面前，眼含着泪水：“太感谢你们了!是你们的帮助让我和女儿又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这项工作被列为2009年度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10大实事之一。

上书修法

　　黄乐平曾接手一起职业病案例。一个接触高浓度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女工，因患白血病，不到一年时间就病死。但也正是因为不够一年职业病接触史，所以不能定为职业病。

　　每次想起这名女工的遭遇，黄乐平都愈发肯定：“职业病是中国社会高利贷。” 随着接触职业病案例的增加，黄乐平深感《职业病防治法》保护不了劳动者的严酷现实，也愈发感到这部法律必须要修改了。

　　2009年底，《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2010年一类立法计划。黄乐平也开始组织义联的研究团队，同步整合几年来义联法律援助实务的经验，组织对职业病问题的调查研究。

　　2010年1月，受卫生部邀请，黄乐平作为法律界专家，出席了立法座谈会。由于卫生部是《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牵头部门，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有机会面对立法部门发表修法建议，黄乐平感到很振奋。然而，听了与会者的发言，他不由得有些失望，几个立法相关部门坐在一起，每个部门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人站在职业病劳动者的角度说话。

　　如果不能把职业病劳动者的声音传递给立法决策层的话，职业病防治工作很难有质的变化。就在这次会后，黄乐平萌生了利用义联资源推动修法的念头，决心把中国职业病的真实状况传递给立法者。

　　在职业病防治问题上，最能够打动人的是数字。黄乐平由此想到通过调研来掌握确切的数字。2011年2月，黄乐平组织义联研究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对职业病人进行调研，力求拿出最科学、最真实的结论。通过对1 026名职业病工人的抽样调查，写出了一份《职业病调研报告》，以调研数据反映职业病求偿艰难、待遇微薄的现状。报告从职业病患者基本生存状况、职业病存在重大预防漏洞、职业病诊断难、求偿路艰、待遇微薄以及患病后的待遇和影响5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职业病劳动者面临的艰难困境。结合调研与案例，义联又对现行职业病防治体系的弊端进行梳理，对现有制度提出系统性的立法建议。

　　2011年3月22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座谈会。义联是唯一受邀的民间组织，会上黄乐平应邀作了立法建议的发言。

　　2011年8月和10月，黄乐平针对已上会审议的《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一审稿，花费1万多元，向一百多位委员每人寄送了两份立法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和严隽琪对材料做了批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告诉黄乐平，“已部分采用”了他的建议，并希望继续得到他的修法意见。

　　对照修改后的《职业病防治法》，黄乐平欣喜的看到，新法在明确监管主体、强化诊断程序、增强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尤其是历史遗留的职业病劳动者的处理等内容，都能看出义联所提到的修改建议。

　　对于今后的发展，作为一家民间法律机构的负责人，黄乐平希望把义联办成民间劳动法律政策智库，为公民权利的维护做更多的实事，也为民间组织争取更多传递弱势群体声音的机会。

　　编辑 林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