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等，曾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沉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故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它们所造成的灾难影响远远没有停止，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参与灾难救援的救援人员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救援人员心理问题

　　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带给数万人惨痛的回忆。但四川人民坚强地从废墟上站起来，重建自己的家园。然而，在那些痛失亲人的人心中，却有着永远抹不去的心痛。2008年10月3日， 38岁的四川省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结束救援工作后在单位为其租住的农舍内自杀。地震发生时，董玉飞年仅12岁的独子董壮不幸罹难。此时的董玉飞一直忙于组织救援工作，直到两天后，他才去认领董壮的遗体。自地震发生后，董玉飞无数次接受媒体采访，讲述地震救援经历，这让他一次又一次沉浸在失子的痛苦回忆中，终于导致精神崩溃。

　　无独有偶。2009年4月20日，在汶川地震将近一周年之际，年仅33岁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绵阳家中自缢身亡。这也是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儿子的父亲，尤其惨痛的是，他一直未能找到儿子的遗体。在5月12日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宣传部副部长的他，正在忙于编写一本类似《回望北川》的书，所有的回忆一次次地刺激着同样在地震中痛失爱子的他。加之这段时间到北川参观的人多，他经常要陪着去到北川地震现场，在这片儿子消失的地方，冯翔心痛难耐。不断重复这样的经历，无异于伤口撒盐，终于让他精神崩溃。

　　2003年北京“非典”时期，一些北京的医护工作者在治疗病患时感染“非典”，这些医护人员后来确诊患有非典后遗症。笔者在访问这些后遗症患者时，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抑郁、想自杀、绝望等负面情绪。经医院检查，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中近40%患重度抑郁症。武震，是一名“非典”时在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实习护士，不幸感染上“非典”。她说：“当时感觉别人看我的眼光都很不一样。我想为别人做点什么，而不是与社会隔离。总感觉缺乏社会上的认同感，很多人因不了解‘非典’后遗症而害怕我们，我觉得自己像是被社会抛弃了。”

　　有数据显示：参与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救援的20万幸存者中有9万人出现长期健康问题。国际研究发现：“遭到辐射的救援人员出现的焦虑症状程度是普通人的两倍。”美国学者曾对参与“9·11”事件救援工作的纽约市部分消防队员进行长达一年的跟踪访问，发现他们中有4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救援人员心理疾患原因

　　心理学临床经验表明：“重大灾难发生后，约有25%的受灾人员会从暂时性应激状态转向创伤后反应应激障碍。”

　　救灾过程导致的负面情绪

　　灾难发生的最初72h被称为救援“黄金72h”，这段时间，所有人都会集中精力投入到救援行动中，无暇顾及自己的心理感受。而救援行动也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时，救援人员体现着自我价值。然而，救援人员长时间耳濡目染血淋淋的灾难场面，目睹灾难中的生离死别，费尽心力救援出来的生命却因其他原因消逝，这些都容易导致负面情绪。而且，他们迫于现实也许无法救助更多的人们，还会陷入深深的自责。

　　一般而言，在目击大量残忍、破坏性场景之后约一周，救援人员可能出现麻木，对惨烈的场面没有感觉。随着救援活动深入，救援者接受的负面信息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反思灾难，并且陷入痛苦之中。救援人员会逐渐出现情绪忧郁、焦虑、做噩梦，甚至看到相关的电视镜头就会心慌、出汗等等。而且，当社会不再关注这一灾害事件，救援者就会产生失落感。他们会变得不愿意和他人交往，也不愿意谈及与灾难有关的信息，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就逐渐显露出来。

　　可以说，董玉飞、冯翔轻生及一些经历矿难、空难和重大自然灾难后的人们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没有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是患上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

　　救援后未及时排除心理疾患

　　从心理学角度讲，当人们遇到惨烈的情境时，都会产生诸如焦虑、悲伤、恐惧等相应的心理情绪。而救援者身体超负荷运转的同时，眼前还不断闪现灾难场景，尤其是一些救援人员发现救援工作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时，就会出现一种幻灭的感觉。这种身心的煎熬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在救灾工作结束后，如果不及时排解这些心理困扰，就很容易导致严重的抑郁症。

　　在许多人看来，救援者是身心无比强大的一群人。但是，从灾难心理学角度看，他们的受创伤程度仅次于直接卷入灾难事件的人员。中科院心理所在汶川地震3个月后对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调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阳性率达到19%，也就是说，有近1/5的医护救援人员可能存在心理疾患。

　　3大支持系统的破坏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刘冬威认为，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是：生活在一个平衡的关系支持系统中，即心理健康的社会关系支持系统、家庭关系支持系统和个体关系支持系统。一旦救援人员的支持系统遭到了破坏，就会导致他们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特别是那些在救援中伤残、丧失工作能力的救援人员，他们的社会关系支持系统受到破坏;亲人在灾害中离去，会破坏他们的家庭关系支持系统;救援后产生的心理障碍，破坏了他们的个体关系支持系统。当一个人这3个重要的支持系统都受到破坏，并产生持续的负面的影响时，就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进而发展成心理抑郁症。当抑郁症病人处在相对匮乏的人际支持系统中，就会加剧他们的症状。随着社会关系支持系统的逐步恶化，抑郁症患者会丧失承担社会角色的勇气，走向孤立，严重的会自杀。抑郁症对患者及其家属造成的痛苦，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是其他疾病无法比拟的。

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保护措施

　　综上所述，关注、保护救援人员心理健康，应贯穿救援活动始终。

　　救援前的心理健康保护培训

　　救援前，要对全体救援人员开展心理健康保护相关知识的培训，告诉救援人员应对灾难心理反应的方法和技巧，提高救援者的心理免疫能力。例如，告知救援人员可能出现的灾难场面，使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还要说明如果他们在救援中出现焦虑、绝望等负面情绪是正常的反应，一旦出现就需要主动进行心理疏导。可以对他们讲述以往的救助经验，通过实例来说明。可以安排在培训中放映一些反映救援幸存者心理历程的灾难影片，帮助救援人员更加直观地感受灾难现场。

　　救援中的相互鼓励和宣泄

　　救援中，救援团队成员之间应相互支持、肯定鼓励，加强交流。因为只有救援团队成员才能对某些特定的压力、情绪感同身受。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救援人员一定要及早表达宣泄出来，不能强忍。救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还应该注意适当的休息，且休息时尽量避开受害者和幸存者，保证每天必须要有自己独处泄压的时间。有条件的话，救援团队内部可以定期举行讨论会，加强交流，让大家互相鼓励，宣泄负面情绪。在一次救援活动中，救援人员每天接触的灾难现场都有一定相似性，所以大家定期集中互相倾诉，能够产生很强的共鸣，并排解积聚的压力，这对救援者的心理压力释放大有裨益。

　　救援后避免“二次伤害”

　　救援后，要着力保护救援人员，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二次伤害就是当救援人员受到了伤害后，由于各种原因，使得他们在已经受伤的情况下再次受到伤害。汶川地震时，女警察蒋敏在痛失父母和女儿后仍然坚持工作，后来她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多次晕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媒体造成的“二次伤害”。

　　经历了多次战争和灾害救助，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灾后心理救助体系。比如：由国家支持，组织了心理救助的相关研究机构、成立了专门的灾后疏导团体等，让所有救援人员在参与救援活动后都能接受心理诊断，从而确定是否存在需要被干预的心理问题。对于发生灾后心理危机的人群，则提供专门的处理程序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是长程的，因为有些灾后心理危机常常在潜伏几年后才爆发出来。在美国，为解决退伍军人的战后心理康复问题，成立了专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国家研究中心”。由此，建议在我国灾难多发的时期，也应该从灾后的长远角度上，制订、完善一套可行的心理救助计划。对存在心理问题的救援人员实施积极的心理健康保护。

　　时间会慢慢冲淡人们对灾难的记忆。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的石棺业已风化20余载，汶川地震旧址又立起了崭新的城市……但灾难过后，曾恪尽职守，在危急关头做出巨大贡献的救援人员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

　　链接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是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其临床表现以再度体验创伤为特征，并伴有情绪的易激惹和回避行为。简而言之：PTSD是一种创伤后心理失平衡状态。人的心理活动包括感知、情感和意志行为等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是统一协调活动的有机整体。

　　研究认为PTSD的临床特点有：长时间不能从创伤中恢复;部分混乱的感官印象和凌乱片段的回忆表现为反复“闪回”;分离(dissociation)症状以及躯体化。这是因为中枢神经系统对应激信息的记忆过程出现了障碍，使条件化的恐惧反应难于抑制或过分抑制所致。

　　美国《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第四版修订本》(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Edition，TR)，缩写为DSM-Ⅳ-TR。在DSM-Ⅳ-TR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如下：

　　1、患者曾暴露于某一创伤性事件，存在以下二种：

　　(1)患者亲自体验、目睹、或遭遇某一或数件涉及到真正的或几乎招致的死亡或严重的损伤，或者涉及到自己或他人躯体完整性遭到威胁的事件;

　　(2)患者有强烈的害怕、失助、或恐惧反应。

　　2、以下列1种(或多种)的方式持续地重新体验到这种创伤事件：

　　(1)反复闯入性地痛苦地回忆起这些事件，包括印象、思想、或知觉;

　　(2)反复而痛苦地梦及此事件;

　　(3)似乎创伤事件正在重现的动作或感受(包括这种体验、错觉、幻觉、及分离性闪回发作于再现之时的感觉，包括发生了意识清醒时或酒醉时);

　　(4)暴露于作为此创伤事件的象征或很相象的内心或外界迹象之时，出现强烈的心理痛苦烦恼;

　　(5)暴露于作为此创伤事件的象征或很相象的内心或外界迹象之时，出现生理反应。

　　3. 对此创伤伴有的刺激作持久的回避，对一般事物的反应显得麻木(在创伤前不存在这种情况)，如下列之3项以上：

　　(1)努力避免有关此创伤的思想、感受、或谈话;

　　(2)努力避免会促使回忆起此创伤的活动、地点、或人物;

　　(3)不能回忆此创伤的重要方面;

　　(4)明显地很少参加有意义活动或没有兴趣参加;

　　(5)有脱离他人或觉得他人很陌生的感受;

　　(6)情感范围有所限制(例如，不能表示爱恋);

　　(7)对未来没有远大设想(例如，不期望有一个好的职业、婚姻、儿女、或正常生活享受)。

　　4. 警觉性增高的症状(在创伤前不存在)，表现为下列2项或以上：

　　(1)难以人睡，或睡得不深;

　　(2)激惹或易发怒;

　　(3)难以集中注意;

　　(4)警觉过高;

　　(5)过分的惊吓反应。

　　编辑 林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