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11·21”矿难中省思

一位死难矿工的母亲得知消息后一直悲伤不已

　　2009年11月21日2时30分，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1·21”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于11月24日为此发出的通知(安委明电[2009]3号)指出，这起事故反映出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是一起责任事故。连日来，各主要媒体纷纷就这起矿难发表感言，我们择其精华加以归纳，供大家从“11·21”矿难中省思。

治理矿难需要上升到国家形象高度

　　▲ 11月23日《环球时报》一篇题为《鹤岗矿难成世界话题 专家称令中国国际形象丢分》的报道指出，多家世界媒体22日普遍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发生在中国东北的矿难消息。法新社22日报道称，“中国的生产安全令人担忧，中国在矿业、工厂和建筑工地每年有数千人死亡，在利润和生产需求的推动下，安全要求往往不能被足够重视”。《印度教徒报》22日在题为“中国矿难带来的问题”的文章也称，“中国的采矿业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行业之一。仅在2008年就有逾3000人因矿井爆炸、透水或其他事故死亡”。

　　▲ 11月26日《国际先驱导报》一篇题为《矿难频发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指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福洛库鲁斯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中国正在世界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矿难频发，给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大大减分，影响很不好。”“中央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但是地方政府落实起来还是存在诸多漏洞。”吉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我们关注这背后是否有地方政府和生产企业的权钱交易。”在吉米看来，外国媒体之所以关注中国矿难，是因为这暴露中国现在迅速崛起中的社会问题：中国虽然成为了超级生产大国，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只注重片面地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而不关注劳动者的生存安全保障和基本权益保障。

　　法国《解放报》评论道，“矿工在为中国经济机器的全速运转付出沉重代价。”香港《东方日报》则将其称之为“带血的GDP”，因为“内地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就有一个人死亡。”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评论道，“其实许多海外读者甚至都不知道黑龙江在中国的哪里，但如果一次次发生类似的事故，负面的效应就会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海外读者就会对中国矿难建立起一个相当负面的印象。”

血的教训为何一再重演?

　　▲ 11月25日《人民网》王松苗的一篇《血的教训如何不再重演?》言论指出，循着近年矿难悲剧频发的轨迹，我们发现：矿难突然降临——领导迅速指示——事故调查启动——事故原因查明，追究责任，开展赔偿，停产整顿……在这样的逻辑循环中，重复上演的悲剧表明：检讨制度、检讨落实、检讨科技落后固然重要，但强化地方官员的责任心，却是当前安全生产的“牛鼻子”。

　　对于鹤岗矿难，目前检察机关已经介入，背后的东西终将水落石出。然而，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反思追问：事后的问责再彻底再严厉，也不能挽回这上百条宝贵的生命。为什么非得用生命的代价让一些问题露出“马脚”，而不能在日常的监督制约、考核考察中防患于未然?

　　▲ 11月29日《瞭望新闻周刊》一篇《新兴矿难痛在“覆辙重蹈”》的文章指出，四年前的2005年11月27日，同属龙煤集团的七台河分公司，发生了171人遇难的震惊全国的煤尘爆炸事故，教训为鉴也没有能防止“11·21”事故的发生。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远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我国制定了十分严格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实施生产，绝大多数的事故还是能够避免的。但前提是，煤矿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地方政府更要在安全生产督查上做得更扎实。国务院新兴煤矿事故调查组专家组成员蔡长利指出，目前我国一些大型国有煤矿处于兼并重组小煤矿的过程当中，但并不表明小煤矿的安全生产水平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快速提高，因此必须打牢国有煤矿特别是重组后的国有煤矿的安全生产基础，才能避免今后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国有煤矿为何屡发重特大事故?

　　▲ 11月24日《新华网》“新华视点”的一篇《国有大矿“矿难多发”现象警示了什么?》文章指出，黑龙江新兴矿难的发生，意味着2009年以来发生的4起特别重大煤矿事故中，国有煤矿企业事故占到了3起，国有大型煤矿事故呈现多发态势，这让人心生疑惑：在小煤矿事故频发的同时，为何装备精良的国有大矿也难幸免?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少数国有企业出现了管理滑坡、安全意识淡化的问题。龙煤集团董事长高崇坦言，虽然是国有大矿，但暴露的问题教训深刻。事发的新兴矿井“生产布局不合理，点多、面多、人多，环节复杂，而且生产工艺落后，机械化程度低，劳动效率低”。在不安全因素多、不安全环节多、不安全行为多的情况下，安全管理没有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政府部门的监管也成为煤矿安全不可或缺的因素。

　　▲ 12月1日《人民网》署名蔺洪柏的一篇言论《遏制矿难要执行安全一票否决制》指出，新兴煤矿就其身份和背景而言,生产过程理应拥有更高的安全系数。但是,这次重大事故的发生说明,煤矿的安全保障绝对不是企业性质决定的。如果制度不落实,监管不到位,国营、民营发生矿难的概率是一样的。而且一旦发生矿难,国有煤矿的规模优势会造成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近年来,伤亡人数靠前的重大事故,大多发生于国有大矿。我们切不可盲目迷信国有大矿的规模优势,只有永不松懈的安全机制和到位的监管,才是杜绝矿难的保障。

矿难治理需要整体性的省思

　　▲ 11月26日《人民网》“人民时评”署名建达的言论《光说不练没用!安全生产“认干不认说”》指出，“安全生产是一件踏踏实实的事情，容不得半点虚假和做秀。人们最反感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特别是安全生产，更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有的地方发生事故后，不是认真总结教训，不是严厉追查责任，不是采取更加严格的防范措施，而是用所谓的‘大检查’、标语口号掩盖错误，堵住公众的口，将责任大化小、小化无。正是因为那些热热闹闹的活动后面没有真正的防范措施做支撑，那些名为‘大检查’实则走过场的虚晃一枪没有核心价值观做底线，才使亡羊补牢的措施和办法徒有虚名，致使灾难一次又一次降临到同胞的头上。安全生产认干不认说——这是血的教训，请各级领导切记!”

　　▲ 11月29日《新京报》署名韩涵的言论《矿难治理需要整体性的省思》指出，每个心灵被矿难所折磨的国人，他心中最大的疑问莫过于，为什么矿难就治不了呢?这样的问题需要从一个个细节去追问，更需要一个整体性省思。我们要从整体治理框架上，解决矿难治理的决策模式和治理结构两大根本问题。所谓决策模式，即要摆脱那些无效或低效的行政单方面决策，让民意有效参与，制订出能够瞄准问题核心，而不是只做表面工夫的矿难治理措施;所谓治理结构，也就是在加强政府监管之外，煤矿安全治理应形成两大制衡机制，一是通过广泛建立矿工工会，让矿工能够有组织地监督企业落实各项规章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保障;二是通过公众、媒体、NGO(非政府组织)等的深度介入，形成一个约束资本与权力的外部力量。

　　编辑 边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