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原本可以预防

　　相比地震的难以预测与来势迅猛，滑坡和岩崩更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衰老巨人，在数十年前就向人们宣告即日启程;但相关各级单位或个人都没能拦住它缓慢的脚步，也没能提前警示人们以躲开它。

　　对于专业人员而言，这次发生的事件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王成华只看了一眼新闻图片，就知道山体上的那些裂缝都是陈旧性裂缝，起码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王成华是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与环境研究所、西南交大地质学院原博士生导师，对武隆有着很深的了解。

　　这个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乌江下游，地形以山地为主，其格局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山高谷深，岸坡陡峭，岩层张裂破碎。武隆县的地质灾害以滑坡数量最多，其次分别是崩塌、塌陷和危岩。

　　武隆县的面积占重庆市的1/30，地质灾害密度却是全市的3.7倍。

　　对于事发地的铁矿乡而言，灾害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武隆全县46个乡镇中44个有地质灾害分布，铁矿乡所在的白马镇，灾害点数量排在第三名。而全县境内，体积大于1000万m³的特大型崩滑体共4处，其中便包括铁矿乡的铁矿崩塌体，大约为1500万m³—接近整个三峡大坝的混凝土浇筑总量，后者是1610万m³。

《办法》没有解决问题

　　同地震一样，很多人开始在灾难发生后回忆征兆。村民们纷纷想起此前一个月内，山上老是“下石头”，一开始是小石头，后来就掉大石头，甚至堵住了山前的公路。爆破疏通后，又堵了一次。6月4日——灾难前一天，当地政府封了路。

　　但政府没有封山上的铁矿。这让村民们的愤怒有了指向。

　　相比地震研究人员，滑坡、崩塌等灾害的专家们似乎要幸运得多——地震只能在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抵达之前几秒到几十秒给出预警，而山体滑坡、崩塌出现征兆的提前量则要大得多，比如说，以年为单位。

　　地质灾害还可以预报。在湖北秭归等地的4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专业人员使用GPS等手段进行检测，一旦产生山体变形，就可以发现，达到预报的目的。“自三峡蓄水以来，(48个隐患点中)只有一次未成功预报——因为地点偏远，未纳入专业监测。”三峡大学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王尚庆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专业上良好的监测预报能力，还有一套办法也为这类地质灾害隐患量身打造——2001年7月12日开始施行的《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重庆市政府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给出了一套详尽的防管方案。

　　若各级主管部门严格遵守此《办法》，那么，对于6月4日崩塌的这座鸡尾山，应当有数项制度、数十项措施和数百双眼睛都死死盯在它身上。

　　比如今年的“年度防灾预案”、事故发生前一月的“动态监测月报”;来自市、县、铁矿业主的三套“灾害监测机构”;乡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巡回检查”，以及“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和“群测群防网络”。

　　这些明文规定与《办法》中的各项预案、监测、检查、体系和网络，最终是为了“切实执行地质灾害年度防灾预案、险情巡查、灾情速报、汛期值班等制度。”——《办法》第十九条提到。

　　但它们此次全部失效。就《办法》看来，鸡尾山应该被盯得很牢，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层层“监测”“预警”“群测群防”的眼皮子底下。但事实上，这些“机构”“体系”“网络”早就发现了问题。

预见中的灾难

　　正如王成华的“陈旧性裂缝”判断，在15年前，鸡尾山即已出现裂缝。随后几年，裂缝变多变大，乡里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措施，也向县里递交报告。2000年下半年，武隆县政府组织专家现场勘察，结果是：危岩迟早会垮塌、崩塌或滑坡，建议搬走岩下的企业。

　　2001年，事发铁矿上方的山体出现裂缝，被再次鉴定为危岩区。武隆县政府决定，搬迁处于危岩下方的铁矿乡政府和群众，同时关闭矿场。但由于搬迁补偿每户不足千元，最终按要求搬走的人并不多。

　　到了2005年，这个危龄已达5年的危岩再次垮落巨型山石，将山下居民家中许多大牲畜砸死。此后，当地政府组织强制性搬迁，迁走了很多居民。

　　按照《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采矿、爆破、切坡、破坏植被、堆载渣石”等活动被明令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进行。

　　但鸡尾山中这座已开采了85年的铁矿从来没有真正被禁过。2001年鸡尾山山崖再次鉴定为危岩，铁矿停了半年，换了老板又开工了;2005年砸死牲畜，又停了数月，再次开工。直到悲剧发生。

　　“地表的地质灾害比地震预防容易得多。”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三峡办滑坡审查专家组专家、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滑坡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教授乔建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三峡地区，大型崩塌发生之前绝对会有滚石现象。

　　“从最初的一块两块，到后来越滚越多，最后崩塌。不会什么迹象都没有就突然崩塌。一般发生在崩塌前一天到几小时。”乔建平说。

灾难的复制

　　此次灾难以前，武隆的名字就已多次与滑坡等灾害连在一起。1994年4月30日，武隆县乌江南岸鸡冠岭滑坡，86万m³的滑体涌入乌江，堆起9m高，生生堵住江流。三峡大学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教授王尚庆曾亲临现场，“当地是有挖煤采空的历史的。”王尚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滑坡导致19人伤亡，乌江断航8个月，两座煤矿被摧毁。“人类工程活动破坏了当地的地质环境。”

　　1996年7月10日，武隆县小溪河滑坡，调查结果是采石场爆破、修建公路爆破、开挖坡脚，并经暴雨诱发而成。

　　更大的灾难发生在5年后的节庆日。2001年5月1日，武隆县乌江北岸仙女路滑坡，摧毁了一座商业楼。国务院两次派出调查组，经调查认定，这起地质灾害事故的发生，有地质原因，也有诸多人为因素。

　　对此事故，参与调查的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王成华特别撰文写道，在“5·1滑坡”的3大主要原因中，除斜坡本身组成松散，人工开挖坡脚致坡度陡增40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次滑坡，造成79死7伤的特别重大事故。事故发生后两个月，《办法》出台。

　　《办法》出台后8年，一场26死72失踪的特别重大事故再次在这个县发生了。8年前的“5·1滑坡”与这次的“6·5崩塌”有着惊人的相似——8年前，乌江北岸山脚下，商住楼打地基期间，山体3次滑坡，工程被迫停止，不久又开工;

　　8年后，鸡尾山上不断滚石，铁矿断断续续地停了两次，不多久又开采。

　　8年前，乌江北岸山脚下，为防滑坡建的“挡土墙”，在商住楼承包方的要求下，仅建了60cm厚，也没砌到规定高度——为了节省成本;

　　8年后，鸡尾山铁矿矿洞中，一些天然铁矿巨石凿成的支柱，支撑住整个矿洞，防止矿山坍塌。但矿主要求工人们将安全支柱也进行采掘处理，然后将2～3棵松树捆绑起来竖立在旁，代替支撑矿山——开采一根安全支柱至少可获利8000元。

　　8年前，乌江北岸山脚下，有人发现“挡土墙”出现裂缝，但承包方说没问题，后来，西瓜大小的石块往下滚，第二天，惨剧发生;

　　8年后，鸡尾山下，大石头小石头落个不停，政府封了路，但没封矿，采矿照常进行,第二天，惨剧再次发生。

　　……

　　截至记者发稿，对于“6·5崩塌”事故的原因，调查组尚未给出结论。王尚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崩滑坡一般有3种可能原因：一是降雨，50到100mm的降水量就有可能导致，一般是持续两三天降雨;二是由于水库蓄水的水位涨落;三是工程活动，破坏了地质环境。

　　铁矿乡鸡尾山那几天没有下雨;山离乌江最近距离也有20km，与三峡蓄水水位涨落无关;山里确有个铁矿，事发的那刻仍在开采。

　　在6月7日的当地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05年，重庆市地质部门的确发现鸡尾山有危岩隐患点，预测垮塌方量是10万m3左右;而此次滑坡的垮塌量已经是原来估计的10倍以上。因此，这次事故“具有典型的突发性，严重地质灾害的特征十分明显”。

预防意识的欠缺

　　乔建平说，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在全国，共有300多个县有滑坡问题。“(滑坡)一般可以预防。靠当地老百姓群策群力，一旦发现有裂缝，立即上报，由专业人员进行诊断，就可以做到预防。”

　　武隆县东接彭水，西接涪陵。从涪陵到彭水，绵延100多km的山带地质条件相似，都是易发灾害的“体质”。上世纪90年代初，乔建平受邀去彭水考察，在一座山顶上，他亲眼看到山顶开裂。

　　“岩石裂缝规模非常大，最宽的部分达到40cm，看不到底，要跳过去也提心吊胆。”乔建平回忆到，那座山下在挖煤，类似的情况在那附近十分常见。

　　那次的考察由村长带着，一旁还跟着上百个村民边走边看边反映问题。乔建平反复嘱咐村干部，一旦发现征兆就要向上级反映。后来，乔建平干脆坐在山上，现场给村长和村民们做科普，如何形成、如何预防之类。回成都后，乔建平写了建议彭水危岩区域停止采煤的报告，但“最后政府如何处理不清楚”。

　　曾与乔建平同在山地所工作的王成华则有相似的感受，在目睹并调查了2001年“5·1滑坡”事故后，王成华撰文痛心总结，“县、乡基层的防灾减灾意识实在太淡薄了”。

　　专家们曾经专门针对县、乡干部和中学以上知识青年，编写科普读物《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及防治》，也做过一个防御滑坡的电视片，教大家识别前兆、如何避难，在赶集的时候放给村民看。

　　遗憾的是，根据王成华的后期调查，尽管山区县的主管部门都买了书, 但认真学习的不多，“懂得山地灾害形成、发生与防治的非常少”。

　　(转载自2009年6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423期)

　　编辑 余茂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