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正月十五那天在老家的庙会上看到刘小红的，还有她身边那个面容酷似她丈夫刘小明的小男孩儿。那一刹那我非常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走上前去跟她打招呼。由着我的本意，我很想去问她些什么，特别是关于那个小男孩——我差不多可以确定他就是刘小明的儿子，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但我又觉得自己不能去，因为我知道，即使有5年的时光也不足以抚平一个人心中失去亲人的伤痛。
5年前，我在外省的一家工厂工作，是办公室的秘书。我们工厂里到处充斥着巨大机器，对于那些看上去冰冷和狰狞的家伙，我本能地有些怕，所以，每次看到穿着工装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能够很自如地驾驭它们，心里总是由衷地钦佩。刘小明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是个沉默寡言但很和善的人，总是带着宁静的笑容。他是一个车间的技术员，年长我几岁，认识他的时候，他刚结婚不久。由于是老乡的缘故，所以，我们交往的次数要比跟别的同事多。
印象中他工作踏实，做事认真。领导们也很器重他，觉得他理论功底和动手能力都很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那段时间，领导们正商量着准备提拔他到管理层。在我看来，这真是很不容易，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国有企业，一个人如果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凭不正当手段得到晋升，实在很难。我常常听到领导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表扬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之类的话。他听后，总是很安静地笑一笑，就又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刘小红是在刘小明出事的第二天坐飞机来的，领导安排我去接机。一起来的还有刘小明的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位姐夫。刘小明的父母在他5岁的时候因车祸双双去世，是哥哥、姐姐们把他带大的，他也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为了供他上学，哥哥、姐姐们摆过地摊，做过苦力。哥哥已经快40岁了，可是一直没有成家。两个姐姐也是直到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才给自己张罗结婚的事。他最小的姐姐有严重的智力障碍，30岁的人了，基本上就像一个生活需要人照顾的小孩儿。刘小明很小的时候就承诺过，参加工作后由自己承担抚养三姐的责任。大学毕业后，他每个月都把自己一半的工资寄回家去。
可是坐在从机场回来的面包车上，我面对的不是一群老乡，而是痛失家人的人。起初他们只是压抑地低声啜泣，后来就再也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起来。看上去明显有智力障碍的刘小明的三姐，像一个受惊吓的孩子一样，看到大家都在哭，也跟着大声地哭着。已经年过三十的刘小红，边哭边说着什么。我坐在她的身边，也不停地流着眼泪，跟我同去的一位副厂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没有回过头来，但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他和司机也一直在掉泪。
厂里安排我去接他们，首先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另外也因为我们是老乡。临行前，领导嘱咐我说，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调整自己的心态，一定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提醒我不要站在刘小明家人的一边，成为他们与企业谈条件的帮手。参加工作后，我也处理了几起伤亡事故，但每次的处理都是一个艰苦、疲惫的过程，一边是家属的伤痛，一边是企业的有关规定，常常让我有种心被扯痛的感觉。失去了亲人的痛苦是不能用金钱来换算的，但是在补偿的问题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与企业讨价还价一番，有时候还要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把灵堂摆在办公楼前，或是围攻、殴打单位领导。除了按规定的内容获得补偿之外，他们差不多都要提出给家属再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孩子今后的就业或是给亲属调动工作。所以，对于刘小明家人的担心，也是事出有因。刘小明的妻子也是厂里的职工，刚刚怀孕不久。她是独生女，父母前几年相继去世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如果她悲痛过度，肚子里的孩子还能不能保得住。如果出了问题，那麻烦可就大了。
很显然，刘小红一直是这个父母双亡的家庭的主事人，虽然她看上去比所有的人更悲痛，但还没有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所有跟厂领导的商谈都是她去的，她基本就是很沉默地流着泪，让一贯很严厉甚至有些跋扈的领导也不忍心跟她高声说话。当领导向她叙述出事的经过时，她几乎浑身颤抖地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听，听完之后，她低声但很清晰地问：“能不能查出来是谁拉的电闸？”领导一下子愣在那里，久久没有回答。
刘小明死于一起简单但又有些离奇的生产安全事故。他正在停车检修的运输皮带上检查设备时，皮带突然动了起来，他被带到了一个死角中，因为受到严重挤压窒息而死。尽管领导在介绍情况的时候说得比较含糊，但刘小红在悲痛中还是听出了其中的端倪，所以她问：“是谁合了闸，让皮带动了起来？”
没有人回答她的这个问题。当时公安部门已经介入，似乎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刘小明为人和善，从没有跟人发生过冲突，更别说结仇到了要杀人的地步。大家的分析是，可能有人没有按规定检查确认就合了闸，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但每个可能与此有关的人都能够证明自己并不在场。厂里的意思也是最好按生产安全事故处理，这样动静能小一点，特别是对于领导来说，受到的影响也就小一点。当务之急是尽快消除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对企业的负面影响，而对于他的家人带来的影响，恐怕这一生都难以消除了。而且，从家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能够不去追问究竟是谁合了闸呢？
那段日子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既有因为痛失了老乡的伤感，也有几分着急和无奈。从工作的角度出发，我必须配合领导做好安抚家属的工作，让事情尽快得到处理；但是从个人的情感出发，我也希望能够查到那个合闸的人，这样除了企业给的抚恤金以外，或许还能够得到这个肇事者所付的民事赔偿，这对于他们来说，多少也是一些补偿。其实在事情发生之后，领导安排我接待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交待：让我“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做不该做的事”。这其中的意思，我完全明白。刘小红其实是认识我的，这个工厂里来自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很少，所以几个老乡之间走得很近。我的心情更加矛盾，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刘小红，更害怕她向我提出一些让我为难的要求。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相对而坐，她叫了一声我的名字，似乎想说些什么，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赶紧站起来给她的杯子里续水，然后又大声地劝她喝水。于是，刘小红什么也没说。她的那些生活在最普通阶层的亲人们，也都没有说什么。在那几天中，他们只是在宾馆的房间里哭泣着接受安慰，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再提出任何问题。这倒让领导们有些吃惊。其实，领导们早已定了几条“杠杠”，设想着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而又如何去解决和“对付”。可是，都没能用得上。很快，刘小明的追悼会隆重召开，在被一大堆华丽的辞藻肯定之后，他化成了一掊骨灰留给了他的妻子。
刘小红带着按规定补偿给他们的几万元钱，踏上了归途。在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厂方除了司机只有我一个人。帮着他们办好了乘机手续，我拉着刘小红的手说：“大姐，对不起。”刘小红给了我一个很勉强的笑意，说：“别这么说，下次回家来我家玩。”然后，眼泪又蒙上了她的眼睛。其实，当时我很想告诉她，去年单位有个工人因工伤死亡，因为家属闹得很凶，除了抚恤金之外，还在单位的家属院里给他们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并且给家属调换了工作。但是，话到嘴边，我也只是拉着她的手说：“大姐，你要保重。”而刘小红对我说的话，即使5年之后，我仍然每个字都清楚地记得。因为她的话，让我立即泪流满面！她说：“其实大姐心里啥都明白！人都没了，还争个啥？！我家的事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咱也没必要非让别人再难受。再怎么着，小明也回不来了，就算多落下几个钱，能怎么样嘛。我就当是给小明的孩子积点德吧！”
后来听说刘小明的妻子生下孩子后不久又结婚了，还听说她曾经一度想把孩子打掉，可是最终还是生下了他。所以，在庙会上见到的那个小男孩，肯定是刘小明的孩子。我很想问一问他们家里人的近况，也很想摸一摸孩子那毛茸茸的小脑袋，并且在他的口袋里塞上几百元钱，可是，我真的没有勇气那样做。我不知道刘小红是不是会心存芥蒂，觉得我是一个表面热情而内心冷漠、自私虚伪的人。
刘小明出事之后，厂里在出事的皮带旁，立了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粗重醒目的字体写着：“安全规章记心中，条条都是血写成。”每次从那里路过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刘小明。那一阵子，厂里明显加强了安全方面的管理，修改和重新制定了很多安全方面的规定。可是两年之后，又有一位工人被卷进了粉碎机里。这一次，相关的责任人员都受到了惩处，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也在压力之下辞了职。
其实，正月十五那天，我是很想在庙会上好好逛一逛的，因为我终于在新年之前离开了那家工厂，不用再看到那些巨大的机器，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5年没回过家乡了，对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感觉。可是，我还是决定不再逛了，在刘小红没有看到我之前，离开那里。老公很奇怪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很平静地说：“没什么，人太多了。你一会儿开车的时候慢点儿，一定要注意安全。”但心里想说的却是：再见，刘小红！
编辑 宁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