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过劳死”的报道时有所见，但人们大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企业老板、知识精英、白领管理者，而对于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过劳死”问题却关注不多。事实上，农民工作为弱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缺少应有的手段，他们的“过劳死”问题更应受到关注。
所谓“过劳死”，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些用人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规，要求劳动者承担超时、超强度的工作任务引发的猝死，即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精疲力竭，甚至引起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继而出现致命的症状。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工“过劳死”现象比其他阶层更为严重，只不过由于他们地位的低微而屡屡被人们所忽视。
2004年12月7日《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增城一制衣厂，一名江西籍的男工人被发现突然死在宿舍床上。据介绍，这名工人是连续加班了４天后死亡的，是加班累死的。在这家工厂，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加班超过３小时，如果哪天晚上不加班那才是不正常。
2005年以来，关于民工“过劳死”的报道更是频频见诸报端。4月29日早晨，南京某建筑工地的一名工人陈某被发现猝死在睡梦中；就在此事发生的前几天，工地上另一名37岁的工人也和陈某一样，在睡梦中死去；6月，重庆某厂一名农民工在车间昏倒，经抢救无效死亡；10月，北京一酒店杂工上夜班猝死于搭乘的小公共汽车上……导致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每天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及营养缺乏。
《南方都市报》报道，2005年10月28日，年仅30岁的广州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民工何春梅，在说了声“太累了”之后，倒在下班的路上再也没有醒来。在此之前，她已连续工作24小时，3天只睡了6小时。
进入2006年以后，类似的报道似乎更深入细致、更触目惊心。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内。医生注明：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从5月27日到5月30日，工厂为了赶活儿，甘红英每天都是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4天工作时间达54小时之多，累计加班逾22小时。7月3日，福建长隆纺织厂女工刘运芳因中暑引起中枢神经衰竭而死亡，而之前已发高烧的她想请假竟得不到批准……
这样的新闻，让人看了心情格外沉重。
在很多工厂或工地，为了赶工期，老板们都会想方设法地延长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有的甚至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常此下去，工人们一边是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一边是有效的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身体自然会吃不消。可以这样说，过度加班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
对于民工们来说，加班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加吧，没日没夜地干，身体实在吃不消；不加吧，老板们根本不会同意。更何况，在不少地方农民工根本得不到所在城市劳动者的应有待遇，社会保障压根儿庇荫不到他们身上，造成他们在就业、养老、看病、子女就学等各方面压力很大，加上不少企业工资水平过低，这些都迫使农民工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和更高强度的劳动，来提高收入以便获得必要的保障。黑心的老板们就是这样把民工们绑上加班的“贼船”。但是，由于民工很少是直接累死在工作台上，合同书上也找不着强迫加班的文字，这样的死亡往往是“白死”，甚至连“工伤”都算不上，更遑论“抚恤金”了。
今年6月22日，在甘红英“过劳死”事件发生以后，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开对省内20家“血汗工厂”进行谴责。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严重超时加班、恶意拖欠工资以及雇用不满16岁童工等违反《劳动法》的现象。
而据广东省有关部门调查，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为什么目前超出法定劳动时间会成为普遍现象？为什么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标准20年不变？为什么农民工已经到了“过劳死”的地步，生活条件却依然得不到改善？……这一系列的疑问，不仅要求我们从有关法律法规中寻求解题之道，在很大层面上，更需要我们从制度建设方面去寻求破解之策。
首先，必须尽快出台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在我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对于更多的“过劳而不死”的农民工来说，目前的法律更是“爱莫能助”。虽然《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通过低薪高强度劳动获取利润，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为了获取薪酬和稳定的工作机会，往往被迫接受长时间加班，对于限制超时加班问题，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
其次，要明确规定“过劳死”的责任承担。由于“过劳死”是因为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造成的，“过劳”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死亡”常常未必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用工单位往往会利用这种特殊性为自己作辩护，劳动仲裁部门也会以这种理由进行裁决。因此，如果不从立法上完善“过劳死”的有关规定，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生前无法得到保障，即使在死后也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
第三，职能部门要强化职责，加大查处力度。对于任意让劳动者加班加点，损害劳动者劳动权益的行为，我国不仅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加以惩治，而且更有明确的管理部门—— 劳动监察部门可以对其进行检查、处罚。劳动监察部门应该主动地进行监察，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不是被动地等着劳动者的举报投诉，再根据举报投诉去检查和监督。
编辑 玫 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