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2年3月初，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将要满一年的时候，东京电力公司受理的800件民事赔偿交涉中，仅有4件达成了协议。更多的交涉还在进行。

　　在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富岗市，居民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距离机组20公里以外的地方。原驾校教师小野田长尚，今年已经69岁，小野田自20岁开始到富岗工作，亲自看到了核电站建设、发电给市财政带来的巨大效益。在富岗市，小野田有了自己的家、子孙，当然盖了不错的房子。在3月11日9级地震到来的时候，福岛县的地震相对小一些，但依旧让房子左右剧烈晃动了好几分钟，好在房子本身基本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但是核电事故，让小野田全家不得不离开富岗市。以至于后来政府准许他们回去取重要物品时，仅给了他比信封口袋大一点的透明塑料袋。看到自己的房子完好无缺，但在核电事故后已经不再能居住时，小野田悲愤不已。

　　“这一年我的老母亲去世，我连葬礼都不能给老人家办。我自己也没有了住的地方。”小野田说。和东电交涉的赔偿事项，离达成协议还有不少要做的事。赔偿中每一项内容都要反复确认，东电方面是不愿意多陪一分钱的。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地延续着。

　　东电有东电的难处。几十年的安全运营，让东电觉得每年上百亿日元的保险交起来实在没用，在几年前便停止上这个保险了，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核电事故。这让东电赔偿起来感到力不从心。

　　尽管在事故发生后东电已经向银行借了2万亿日元，国家特别拨款3000亿日元，但民事事故的赔偿还没有正式开始，仅核事故的处理工作便让这2万多亿日元消失了。今后废炉(拆除反应堆)工作所需要的钱会更多。与国家签订的稳定供应电力的条约，让东电必须启动火力发电，以保证对东京地区的电力供应。这部分突来的费用，也压得东电喘不过气来。

　　推进发展核电事业的四大根据(原料多、发电成本便宜、可以循环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随着福岛事故大白于天下，已经失去了说服力。核电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开始愈发受到人们的注目。

　　可以说，福岛核电站在能源安全方面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矮了一点的防波堤

　　事故往往因为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破绽而引发，而且一旦生成事故便一发不可收。

　　日本的核电安全并不只是一个神话。在过去40余年里，每当爆出核电事故的新闻时，人们发现其实只是核电周边的一些设备出了问题，而在中心部分，如反应堆等等，从未显露出半点破绽来。重要地方有双重保护，关键部位更是三重严守，至少反应堆固若金汤。

　　在3月11日地震到达后，福岛核电站立即停机，并未发生损伤。此时反应堆内的燃料棒需要循环水来冷却，如果不在水中冷却，就会与在炉中一样继续反应，不加以控制的话，便会发生炉心熔融(烧穿炉底)、核材料储藏池熔融现象。那将是特别严重的核事故。于是，向反应堆内供应冷却水比什么都重要。在核电站停止发电的时候，循环水的供应依旧要用电，外部电源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东电对此有着充分的准备。首先是每座反应堆的地下部分都备有两台柴油发电机。在停电的时候可以靠柴油发电机供电。

　　但因为防波堤设计得比较矮，一切都泡了汤。

　　从最近几十年的经验看，福岛附近的海啸高度为4米左右，东电的防波提在设计上能防5.7米以下的海啸。

　　但是在3•11大地震之后到来的海啸为14米，不仅冲过了防波堤，而且让整个核电站浸泡在超出基准水位10米的海水中。当然淹没了柴油发电机，紧急情况下的供电设备完全丧失了。

　　其实在道路已经被破坏，海啸到来的时候，存放在油库中的柴油罐不知卷到何方，就是柴油发电机能发电，在数小时内也会因为没有柴油而启动不了。

　　因为防波堤未能挡住海啸，柴油发电机不能发电，反应堆内的循环水很快烧干，最惨重的炉心熔融事故发生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中枢部位出了问题，而是其周边的设备、装置有各自的弱点，于是整个系统便瘫痪了。我认为是边缘事故最终导致了整体的瘫痪。”日本评论家柳田邦男在总结福岛核事故的原因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产业对“廉价电”的需求

　　能支付巨额建筑核电站的费用，日本国家真的缺少了一点建防波堤的经费吗?

　　日本的经济增长不能没有能源上的支持，特别是电力能否做到廉价，直接关系着日本产业是否愿意在日本国内从事生产。产业界要求国家尽一切方式，提供最廉价的电力。发电企业也需要导入廉价的发电方式。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便酝酿引进核电。除去其他用意不说，发电成本便宜一直是日本推进核电的主要口实。

　　日本首先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便选择了福岛。在海边建造的时候，当然考虑了海啸问题，但仅仅以近代日本有文字记录的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的数据为准，在这个范围内考虑安全对策。

　　建造可以降低发电成本的核电站在成为国策后，如何保证核电站的安全便只是个手续问题，并不是日本国家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的审查非常宽松。”不少核电专家后来这样对日本媒体说。

　　日本国家设立了第三方审查、监视机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原子力安全委员会”，但保安院及核电安全委员会一开始便和核电企业结合在了一起。笔者在东京电力公司采访时，总是看到保安院的官员与东电一起出来见记者，看不出来保安院对核电企业有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是国家及产业对降低电价的要求在先，然后才有了在防波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破绽。让边缘也固若金汤，这显然不可能。对廉价电的迫切需要，必然会导致边缘破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受监督的官产学三位一体

　　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人去核电企业当了领导，有人在经济产业省做技术方面的监督官僚，还有一部分留校继续研究教学。在核电站大干快上的时代，最新的研究成果，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产业界，而国家能通过各种扶植政策，让成果立即投入到产业中去。日本的效率就体现在了这一点上。

　　并不是日本仅有东京大学一家设立了核电方面的专业，其他学校也有相应的专科。比如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时候，菅直人时任首相，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物理专业，他自认为对核电十分了解。东京工业大学也有相关的系与专业。但并不是因为有东京大学以外的学校在教授核技术，日本的情况就能出现变化。

　　从日本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官产学的严密合作。

　　日本在内阁府内设有原子力委员会，该会设有23名专业委员，除了政治家是专业委员外，懂理论的专家专业委员的作用非常大。这种专家出任的专业委员由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及京都大学派遣。现在东京大学田中知教授(同时是日本原子力学会会长)、大阪大学山口彰教授、京都大学山名元教授在委员会中担任专家的任务。

　　但就是这3名担任专业委员的专家，很凑巧的是在2005到2010年的5年中，共接受了核电企业、团体共1839万日元的捐款。相关的捐款与科研费不同，是不需要发票报销的。当然3位著名核电教授都对外说，他们没有在委员会的发言中，特别偏袒了企业。

　　这种官产学关系在自民党时代结成了铁三角，并与媒体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福岛发生核事故后，日本媒体中除了《朝日新闻》开始逐步检讨核电功罪外，其他主流报纸基本上保持了几十年来对核电的支持态度。官产学之外，媒体的配合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0年1次的事故率”

　　独立撰稿人盐谷喜雄注意到了日本官方发表的众多数据中，有一个是国际核能组织(IAEA)制定的安全目标“出现大量核泄漏事故的频率为每10万炉年1次”。他认为这只是听起来是个非常安全的数字。

　　目前全世界正在运行中的反应堆共有431座，其中福岛核电站已经发生了事故，“这让IAEA的计算方式瞬间变成了5000炉年1次了。”盐谷说。

　　再往下计算，福岛是3座反应堆发生了事故，结果“频度变成了每3000炉年1次。”再按日本的54座反应堆在福岛发生了一次事故，频度将为“每1500炉年1次”。如果把福岛的事故记为3次的话，频度再度降为“每500炉年1次”。

　　“用500炉年除以日本的50座核反应堆，得出的结果是10年1次。这意味着日本每10年都有可能发生一次重大事故。”盐谷说。这有些耸人听闻了。

　　在我们不知不觉中，10万炉年1次的事故率，变成了10年1次走进我们身边。对于盐谷粗略计算的结果，日本原子力委员会未置评论。但现实问题是福岛出了这样大的事故，盐谷认为，核电安全在坚持了10万炉年1次的情况下，依然十分的不安全。特别是一个国家内反应堆越多，自然也就越不安全。

　　日本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核电其他方面的安全成本进行了计算。(日本)名城大学的一位教授对笔者说，在不出任何事故的时候，每座反应堆每年800公斤使用过的废料该如何存储，存储在什么地方都是很大的问题。不论是深埋还是向海洋投弃，都不能解决核辐射需要2.4万年时间半衰的问题。

　　核电是否便宜、清洁?

　　在任何日本官方发布的资料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在日本每度电的发电成本光伏为50日元、风力13日元、水力11日元、原油10日元、天燃气7日元、煤炭6日元、核电6日元。

　　从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上，生产每千度电，用煤炭发电将排出943克，石油为738克，天燃气599克，水力、核电、光伏、风力、地热等为零。其结论是核电廉价而清洁。

　　但在福岛发生事故后，核电的廉价清洁一说已经不复存在。

　　“因为处理赔偿问题，祛除核污染，这有可能让每度电的成本提升1.6日元。”盐谷说。在电力大国，往每度电中均摊的话，会让人觉得没有什么，但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数字。在原本6日元的成本之外，突然加入1.6日元的额外成本，提价将近三成，日本产业界呼吁的廉价，转眼间就会化为乌有。

　　在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幼儿园，现在已经难以为继。84家私立幼儿园向东电提出了赔偿6.7亿日元的请求。其他人数减少的幼儿园还有很多，流失到其他县的儿童的补偿问题等等，一一计算下来的话，东电难以全部支付。

　　“我们在建设核电站的时候，很难预测40年或者是60年后该以什么样的价格来计算拆除的费用，而且在核污染物的存放上该如何计算成本，并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现在(日本)政府拿出的核电站发电成本，我估计没有把这部分费用计算进去。”一位为核电站提供重要设备的厂家高管，私下里对笔者说。

　　最大的教训：成本效率主义作祟

　　撇去价值观、日本对保有核技术为今后保有核武器留下余地等疑虑不谈，福岛核电事故的最大教训，莫过于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追求。

　　无论是核反应堆周边装备的破绽，还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结成的铁三角，都可以直接用低成本、高效率的口实去说服媒体，动员政治家从立法的角度来推进核电站的建设。一旦核电站出了事故，便转眼间将责任推给了全部国民，通过电费涨价来均摊事故相关费用。

　　推进核电事业的四大根据(原料多、发电成本便宜、可以循环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中，除了二氧化碳一项外，在降低成本方面有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循环使用已经被证实并非如此。在核燃料的浓缩上日本宣布“事实上已经终了”。大量使用过的核燃料就堆积在核电站附近的临时储存库中。

　　核电发电成本并不便宜，而且在40年前，核电原料可能比较多，但随着众多新兴工业国进入核电产业，今后10年铀矿供应将变得异常困难。

　　如果说20年前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日本经济永久发展论，随着泡沫的崩溃化作成了20年的失落，那么建立在绝对安全、成本低廉、高效率等虚幻基础上的日本核电体制，也已经随着福岛核电站两个机组的厂房发生的爆炸，化作成为让世界各国必须吸取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