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人们才知道尘肺病这三个字，这也与其频频在微博、媒体上曝光的尘肺病案例有关。从河南农民张海超无奈开胸验肺，到同样是尘肺病人的刘建伟为病友艰辛维权，再到不断为此奔走呼吁的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等社会爱心人士持续发力……“尘肺病”已经在中国的职业病防治进程中被施上了浓重的一笔，如何解决这600万名已查出尘肺病农民工的经济负担?也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

刘建伟现在只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帮助更多病友维权。

上过CCTV，慕名来找刘建伟修空调的人越来越多。

　　尘肺病，一种在生产和劳动中长期吸入粉尘，积存于末梢支气管下的肺泡，从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尘肺病不可逆转，一旦发病，终生无法治愈。胸闷、呼吸沉重、肺里有咳不完的痰，这是尘肺病患者发病时所经历的痛苦，随着病情的加重，他们的肺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为了呼吸，他们只能坐着、跪着，直到生命的终结。

　　“尘肺病是治不好的，我们最终都逃不脱跪着呼吸、胸闷而死的下场。”尘肺病患者刘建伟的话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和悲凉。20年前，刘建伟经姐姐介绍，从四川老家来京打工，他的弟弟也随后来京，包括妻子在内，一家四口都成为了顺义一家工艺品厂的玉雕工人。20年的玉雕工作，刘建伟和家人手下雕琢的璞玉无数，没想到他们却患上了永远无法治愈的尘肺病。

　　“最喜欢的工作却要了我的命。”

　　刘建伟今年41岁，他的老家在四川省仁寿县。2006年被诊断为尘肺病后，刘建伟丧失了干重体力活的能力，他不得不放弃玉雕工作，一边治病，一边开始新的营生。从去年5月开始，刘建伟开始从事空调清洁工作。空调中含有致病细菌，刘建伟说，他想通过清洗空调，让别人的肺保持健康。

　　上周六，记者跟随刘建伟来到海淀区人济山庄小区一位居民家。这是刘建伟和另外两个同伴当天的第一单工作任务。在刘建伟的两个同伴中，其中一位与刘建伟一样，都是一名尘肺病患者人。“我们也要生存，清洗空调对我们来说，体力上还能接受。”刘建伟说。

　　进门前，三个人穿戴好一次性鞋套，准备清洗空调前，他们又用一大块干净的白布将壁挂式空调下方的电视机和家具盖好，防止空调清洗剂的污物会滴落到上面。清洗工作进行得很快，拆下空调滤网，喷洒清洁剂，同时，另外两名同伴将拆下的零件拿到卫生间一一洗净。大约20多分钟后，刘建伟将零件一一安装到位，合上空调外罩，清洗工作告一段落。紧接着，他们来到另一个房间，准备为第二台空调进行清洗、

　　三个人动作安静，彼此配合也十分默契。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业主袁大姐阿姨的赞许。“去年就请他们过来洗空调，他们很不容易，所以，家里的空调我都找他们来洗，还把很多亲戚朋友介绍给他们。”

　　忙完了工作，刘建伟这才有空坐下来接受采访。细细打量他，典型的川人特征：身体消瘦，个子不高，思维十分敏捷，说话语速也极快，眼睛里不时闪着光。

　　刘建伟说，1991年，他家盖了新房，欠下了四千多元的外债。当时自己已经辍学，一方面为了帮家里偿债，另一方面也雄心勃勃准备闯出一番事业来，所以，1992年2月，刘建伟经二姐介绍，来到了北京，在顺义天竺福利工艺品厂成为了一名工人。

　　“当时我很兴奋，觉得能有这个机会挣钱很不容易，既能还债，又能干出一番事业，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一开始，刘建伟的工作和二姐一样，打磨一些玉石珠子。后来，他凭着自己聪明和悟性，以及从老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很快被调到了雕刻组，成为一名玉雕工，这一干就是16年。“我喜欢玉雕工作，这是我的骄傲。雕刻玉石需要心灵手巧，做的人都是能工巧匠，我们四川人适合干这个细活。”

　　厂子里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收入十分稳定。来到厂子后的第二年，刘建伟就把自己唯一的弟弟从老家带了出来。“我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代农民工，都是拖家带口出来打工的。那年我弟弟还不到20岁，临出发前他高兴得都睡不着觉。我心里也高兴，想着带一家人出来过好日子，没想到害了自己，也害了兄弟姐妹的命。”

　　“我更了解他们跪着呼吸的痛苦。”

　　刘建伟说，玉石行业是暴利行业，那时，中国工人雕琢的玉石主供出口，不仅因为中国人精湛的琢玉技术，更因为中国劳工廉价便宜，自己过去那些年雕琢的玉石，现在已经大多出口到了国外。

　　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车间：100多平方米的车间，房顶低矮，只有几个小窗户，没有排风设施。车间里摆满了玉石加工机器，纵排、横排，每隔一米就是一台。机器开动，整个厂房粉尘铺天盖地，噪声震耳欲聋。放眼望去，整个车间一片灰白，连工人的水杯里都落满了粉尘。工人们没有口罩，每个人对着自己的小机器，一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

　　“一天工作结束后，工服上、鞋子上、帽子上、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鼻孔里，全都布满了白花花的粉末，看上去像个雪人。”2004年6月，北京市顺义区疾控中心在刘建伟所在的厂子里查出了第一批尘肺病病人。此事经顺义电视台曝光后，厂里紧急在车间的墙上安装了3个大排风扇，在车间大门口贴上防尘标语，还发放了防尘口罩，几天后便恢复生产。从那以后，安监局和疾控中心每年都来工厂检查。但每一次检查，工厂都会提前知道，安排职工打扫卫生，不许他们在厂房里工作，等检查人员离开，工人们才能开动机器。直到此时，刘建伟和工友们依然不知，厂房虽然经过了改造，但粉尘早已侵入了他们的肺部、

　　2006年，刘建伟和妻子双双被诊断为矽肺，紧接着是他的弟弟、姐姐。“得病后感觉胸闷，喘不上气，当时还不知道尘肺病有这么严重的后果。”2007年10月，刘建伟在工厂的保安室里，无意中捡到一本《职业病防治法》。他仔细阅读后，震惊万分，才明白尘肺病根本就无法治愈。2008年，工厂从集体转制为个人，要求所有职工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刘建伟当场提出质疑，这样的转制侵犯了劳动者权益。可同事们法律意识淡薄，都没坚持，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只好也签了解除劳动协议。此后，公司方面又让刘建伟等老员工离开企业，不许再进入厂区半步，理由是一年期合同到了，双方协商没有结果。刘建伟苦口婆心地给工友们做了两三个月工作，可工友们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太淡薄，就连刘建伟的弟弟都说，告他们根本没用，最后只剩11个人坚持维权。那段日子，为了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刘建伟下了一番苦功夫。不懂法律，他就每天坐车到王府井书店去自学法律知识，“我那时已经不能劳动了，没有收入买不起书，每天书店一开门，我就抱着笔记本扎到书堆里，一边研读一边做笔记。”2009年10月，刘建伟凭借自己的坚持获得劳务赔偿，并帮助11个同事获得70余万元的赔偿。随着工厂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查出患有尘肺病，并有人死去，他开始义务帮助大家争取合法权益。2010年3月18日，工厂注销。为了让工友们获得保障赔偿，刘建伟又历时17个月，让已经注销的公司恢复了注册。

　　“洗肺是一件泪中带笑的事儿。”

　　洗肺，是目前尘肺病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方法，不过，洗一次肺至少要花费一万多元，甚至更多，如此昂贵的费用让太多的尘肺病患者，尤其是尘肺病农民工望而却步。

　　刘建伟说，能够洗肺，对尘肺病患者来说，是一件泪中带笑的事。去年3月14日，刘建伟他在北戴河疗养院进行了第一次洗肺。这次洗肺的全部费用都是他借来的。“手术需要全身麻痹，一个管子插进肺里，一个管子出来。不同工种的尘肺病人长期吸入的粉尘不同，他们肺里抽出来的回收液也是不同颜色的。我的回收液是灰白色的。第一瓶是浑浊的，里面盛满了浓浓的石灰末，完全看不见瓶子对面的物第二瓶好点体，。直到第三大瓶，瓶里面的回收液子才透明起来，能看清楚了。”

　　做完手洗肺术后两个月，刘建伟待在家里不敢动，总感觉肺里闷闷沉沉的。按常规，洗肺后应该最少休养半年，可是刘建伟迫于生计，洗肺后两个月就开始帮别人清洗空调了。

　　此后， 他通过微博、QQ等多种方式，宣传尘肺病，并为自己清洁空调的工作做宣传。去年5月31日，他还登上了CCTV-12《夜线》节目。“我是第一个登上中央电视台的尘肺病农民工。”刘建伟自豪地说，“主持人张越老师家的空调就是他我给她洗的，看到刘建伟干活儿细致认真，张越还把自己她的亲戚、朋友家的空调是她介绍给他清洗我洗的。“她给给我洗空调的钱时，多给我了一些，我不要，她妈妈就说：，‘这是张越姐姐对你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从那以后，慕名来找刘建伟洗空调的人越来越多。他凭着自己善良和诚信的人品，赢得了客户们的好评。在这之前，“大爱清尘”微公益项目曾发起过对刘建伟的捐助活动，有位爱心人士联系到刘建伟，想承担他儿子从现在直至大学毕业的学费和生活费，但被刘建伟婉拒。“我儿子现在上高中，大学毕业下来要好几万块钱，我有手有脚的，不能让别人接济。”就这样，刘建伟坚持自食其力，并承诺洗空调挣来的钱，10%捐给“大爱清尘”项目。

　　不过，今年受到禽流感影响，刘建伟租住的顺义后沙峪附近出现了北京首例禽流感病例，原本一些已经约定的清洗工作被迫取消。也因此，刘建伟本不多的收入陷入了越发窘迫的状态。

　　刘建伟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除了在有限的生命力，力所能及地帮助尘肺病友维权以外，他也想注册成立一家家政公司，但没有注册地成为他最大的困难。“北京房价太贵了，我出不了那么多。我打算用3万到5万元的资金把公司注册起来，名字就叫‘清尘机电伟业’保洁有限公司。希望能有爱心人士提供一个可以对外的门面，我想帮助全国的尘肺病兄弟姐妹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