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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乡疑似尘肺554人 无法走出“死循环”


抱病归乡后,尘肺病人华从洪已经无法走路,只能让妻子和姑姑抬着。他在3月28日去世。

  湖北口乡现有20000多人,今年外出务工的有近8000人,其中在金矿、煤矿、铁矿等务工的有4000多人,多去往河南灵宝、陕西潼关等地。

  据乡政府不完全统计,全乡登记在册的“疑似尘肺病人”有554人,各村均有分布,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已死亡和仍在外地打工的乡民,而尘肺病的潜伏期是5到20年。

  华从洪死去半月有余了。从3月初抱病返乡到去世,不到一个月。

  在那期间,他的病情被村民发至微博,而他的家乡,湖北口乡,一个隐藏多年的尘肺病人村落,也因此被外界知晓。

  死亡在这里发生,死亡仍在持续。

  湖北口乡,地处鄂陕交界郧西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南都记者从乡政府获知,该乡最新登记“疑似尘肺病人”554人,全乡17个村均有分布。而数字尚不包括仍在外地打工的大量村民。

  早在多年前死神就莅临这里的村庄,但仿佛一个怪圈,村民至今仍未走出通向死亡的恶性循环,他们被生活绑架,靠身体换钱,尔后又被关上维权的栅门。

  华从洪“回到家就是等死”

  华从洪的遗体从郧西县人民医院运回来第三天,这是3月30日的上午。许奎双红着双眼扶住两个儿子守在灵堂,她是死者的妻子,年仅26岁。

  死亡来得太快。从3月初返乡,村民将其病情发到微博,到引起媒体关注,3月24日乡政府、卫生院将其转入县医院IC U病房,4天后宣布死亡,华从洪最后的日子如同树枝上的一片枯叶,无法遏止地坠落。

  “回到家就是等死,他活一天是一天。”这是半个月前,还在家照看丈夫的许奎双对记者说的话,那时,比她大10岁的丈夫还坐在一张躺椅上,在午后的阳光里,望着远处的山峦长时间一语不发。

  除了还能用微笑面对记者的镜头,虚弱的华从洪已说不出太多的话,更多的时候,他都让许奎双或者姑妈华启翠代为回答。一年多前华从洪因尘肺病开始卧床,并发的肺心病,导致双下肢肿胀溃烂。上厕所和吃饭,都只能在妻子的帮助下完成,就连晚上睡觉的时间,他也只能半靠在躺椅上等天亮。

  36岁的华从洪是郧西人,由于家境贫寒,1994年跟村里的人一起到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成为当地金矿的一名挖矿工人。在长达16年时间里,打炮眼、粉碎矿石,为养家糊口,他一直在矿上工作。

  到2010年,那时的华从洪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却发现自己呼吸越来越困难,时不时还伴有咳嗽,再也无法干重活。“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尘肺病。”先后到河南、陕西和十堰市多家医院检查,得到的诊断结果都一样。那以后,华从洪两口子开始穿梭于豫、陕、鄂三省的多家医院之间。

  此后,华从洪花干了自己在金矿上卖苦力积攒下来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债。“我从娘家借了5万,他又借了2万多,现在都没着落。”妻子许奎双说。

  今年3月1日,因为实在没钱了,华从洪两口子被西安的一家医院赶出了门。一路颠簸之后,两人回到了口乡三十六岩村6组,不过他们原有的3间土坯房已经塌成了一堆黄土,上面的荒草都没过了膝盖。

  没钱盖新房,丈夫又不能动。许奎双在邻居的帮助下,在离华启翠家不远的地方用塑料布和木头搭起了一顶帐篷,还不到10平方米大。

  “他估计没多长时间了”,当时附近的村民就这么说,他们已经见过很多像华从洪一样的病人,“最终都死了”。

  3月6日,由知名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公益组织向华从洪伸出了援手,希望他能到湖南长沙接受治疗。华从洪谢绝了,他说自己没有路费,同时更怕“死在去长沙的路上”。

  华从洪身后的尘肺乡,也是这个时候第一次被外界发现。3月17日,“大爱清尘”志愿者在实地走访后向当地媒体透露:据估计,湖北口乡的十几个村有近2000名尘肺病患者。而该病潜伏期是5到20年,是否还有更多患者尚未可知。

  媒体开始将视线投向这里。经实地采访的记者统计,目前湖北口乡跟华从洪一样“默默等死”的病人还有:虎坪村的王孝平,泗峡口村的邹克镇,东川村的董学文、毛帮军、袁显平、袁忠金、袁显庭、冯万友、张凡贵、冯万军、袁忠根、张扬双、李成发、李成富等数十人。

  这些人大多45岁左右,症状也都几乎相似:容易感冒、胸闷、呼吸困难、干不了重活,还不时地咳嗽。他们的病历中,诊断结果也多填写着“矽肺”(尘肺病的一种)。“全乡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只是有的轻,有的重,据我估计患病的有好几百人。”东川村一位仍在矿上打工的村民告诉记者。

  在口乡集镇上经营私人诊所达10年的乡村医生徐仕勇也证实,这些年他接触过的尘肺病患者就有好几十人。除了接待前来买药打针的患者,偶尔还要上门服务。“因为有些严重的尘肺患者已经无法下床活动。”徐仕勇说,“还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病去世了。”

  李家兄弟“有钱”还是没用

  泗峡口村2组村民李善平,没能熬过2013年的春节,他的生命终结于33岁的冬天,而他的哥哥李善兵,也因同样的病死于28岁那年。

  兄弟两人的父母,近60岁的李积利、杨传梅夫妇,至今在村子里独守着两个儿子的坟茔,“想儿子的时候,就到坟头上去看看。”

  2012年冬天,在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之后,李善平被抬回老家。看着儿子被病痛折磨得夜夜难眠,杨传梅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儿媳妇轮班,彻夜为李善平捶背。“看着他喘不上气脸憋得发紫,我急得用头撞墙。”

  11月18日晚,李善平病情加重,之前买回来的一台制氧机也出现了故障。李家又立即托人从十堰城区买了一台制氧机,连夜送回村里,不过没能将李善平留住。“制氧机送到时,他已经不行了。”

  全村能用得起制氧机的并不多,李善平兄弟之前在河南金矿上干活挣了不少钱,算是远近闻名的“有钱人”。2005年哥哥李善兵去世前,也买回了一台制氧机,“没用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台花6000多块钱买的制氧机,最后卖了400块钱。”杨传梅说,“老二看病,花了100多万,也还是没有用。”

  家里的钱用完了,值钱的东西也都卖了。去世前两个月,李善平多次跟家人商量,要把结婚时在集镇上买的一套住房卖掉,最终被杨传梅拦了下来。

  “知道这病治不好,都卖完了,孙子以后怎么办?”杨传梅的想法,全家人都清楚,躺在床上的李善平,最终流着泪放弃了卖房治病的念头。

  两个儿子相继去世,经不住打击的李积利如今整日精神恍惚,“啥也干不了”。采访中见老伴儿拿出儿子的照片,他一边抹泪一边往屋后走去———“小儿子埋在那后面,他经常上去在坟前大叫,像条老狗一样。”杨传梅说。

  几分钟后,寂静的山村传来一阵悲凉的嚎叫。

  如今李家欠下了10多万元的债务,“都是给儿子治病欠下的。”2013年春节,好心的村书记悄悄塞给杨传梅200元钱,让她去“办点年货”。最终杨传梅又悄悄地将这200块钱塞给了小孙子,“儿子都没了,我还过什么年。”

  在塔坪岭村4组,尘肺患者张凡贵的两个亲哥哥张凡超、张凡军也都因尘肺病身亡,前后相隔1年时间,去世时都才40来岁。

  因尘肺病死亡的人并不止李善平兄弟、张凡超兄弟,张荣胡、何明红、张凡东、徐礼成、贾克全、张凡根………他们也都在患上尘肺病后的5至10年间陆续辞世。

  “最近5年,我们村我知道的就有6个人因为这种病死了。”在距离东川村大约70公里远的大新川村5组,69岁的毛你发向记者讲述了他眼中的尘肺病,目前他知道的、患病在身的也有近20人。

  在湖北口乡的尘肺病人被外界报道和关注后,乡政府到所辖17个村做了一次摸底调查。3月29日,该乡党政办公室主任马荣华向南都记者介绍,根据他们的不完全统计,全乡登记在册的“疑似尘肺病人”有554人,全乡各

  村均有分布。而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已经死亡的,和仍在外地打工的乡民。

  据马荣华介绍,湖北口乡现有2万多人口,今年外出务工的有近8000人,其中在金矿、煤矿、铁矿等务工的有4000多人,按照人口比例,疑似尘肺病患者数量惊人。

  “秦岭数峪采过金,风湿矽肺患在身”

  无论患者还是死者家属,大多认为可怕的尘肺病来自临近的矿山。

  马荣华说,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湖北口乡农民就陆续外出打工,1995年前后达到高潮。而全乡外出务工的近8000人中,超过一半去了河南灵宝和陕西潼关等地,其中以灵宝市的豫灵镇最多,那里矿产丰富,被外界誉为“黄金之城”。口乡中心集镇车站,每天与灵宝对开一趟客运班车。

  “几年前就有人查出病,但我们这里消息闭塞,很多人还不知道是得了尘肺,以为是肺气肿、肺结核、气管炎。这个病需要专业的医疗机构鉴定,郧县的医院都没有办法确诊。”马荣华说,陆续有人死亡,当地政府也采取过措施。

  “一个是低保,鼓励老百姓参与农村医疗保险,再就是发动社会宣传,希望村民认识到从事的有些是高危行业,而尽量能留在本地就业。我们当地有烟业、畜牧、林业等产业,但对他们吸引力不大。譬如烤烟,确实比种地挣钱,一亩地一年挣两三千,但他们还是宁愿去金矿、煤矿,在那里一个月能挣五千、上万。”

  尘肺病患者张辰的网名叫做“挖空秦岭”,他说取这个网名是因为他在位于秦岭之中的豫灵镇诸多金矿中挖了20多年的矿石。

  1990年春节,张辰在河南豫灵镇金矿打工的姐夫回家过年,春节后,年仅14岁的张辰跟着姐夫离开了湖北口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矿工生涯。当时身高还不足1.6米、体重只有四五十公斤的张辰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背篓背矿石。

  1994年开始,张辰开始做起了炮工,在深深的矿井中打炮眼、炸矿石成了他的主要工作。“那时候用的都是干钻,钻机一开始运转,矿洞内全是白白的粉尘,能冒一米多高。每天停工后我们的鼻孔、耳朵里全都是灰尘,吐出的唾沫都像泥浆一样。”张辰说,但为了挣钱他并没有在乎这些。

  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张辰在豫灵镇多个金矿的矿井里干过活,为此他还模仿宋朝诗人梅尧臣的《陶者》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 -“秦岭数峪采过金,风湿矽肺患在身。我如陶者掏尽土,鳞鳞片身都是金。”

  2005年年底,张辰开始出现胸闷、喘气困难等症状。“辗转去了好多家医院,医生都说是尘肺病。”张辰手中有一份2012年10月19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为他出具的病情报告,上面清楚地写着“矽肺”二字。

  发现患上尘肺之后,张辰害怕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病可能跟金矿的工作环境有关。在金矿上已经成了一名包工头,手中有些闲钱的他开始四处求医。“要不是及早注意到这个情况并及时就医,再加上我现在不亲自下矿干活,我现在估计跟李善平他们一样,也都没了。”张辰说,虽然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已经很庆幸了。

  在当地媒体报道之后,南都记者又重新走访了湖北口乡的三十六岩、虎坪、泗峡口、塔坪岭、大新川、小新川、东川、西川等近10个村庄,了解到目前身患尘肺病的村民多达五六十人,疑因尘肺病死亡的有20多人。

  而有些已知患病的村民,目前仍在外地打工。虎头岩村5组农妇张志琴告诉记者,他41岁的丈夫刘世忠4年前查出矽肺,但一直还在灵宝的矿山中挖矿。刘世忠也因此不在乡政府统计名册之内。

  活在矿坑粉尘里

  在矿井下长期作业,吸入大量矿石粉引起肺部病变,这是口乡籍尘肺病矿工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记忆还有:矿井没有通风设备,缺乏除尘设施。

  45岁的张衍进是西川村农民。1993年,他经乡亲介绍到河南灵宝豫灵镇的一家个体金矿打工。刚开始,张衍进在井口从事装车、背矿石等工作,再后来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开始进矿坑采矿。

  他告诉记者:“那时候进矿坑采矿,矿上没给我们发任何防护用品,连口罩都没有。那时都是打‘干钻’,风钻一开,整个采矿面都是粉尘,两个面对面的人,都无法看清对方。”但因为是按量计酬,张衍进干得很起劲。放炮过后,不等烟尘散尽他和工友们就冲进去背矿石。干完一个班从坑道里爬出来,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抠抠鼻孔,里面都是像结石一样的东西。

  张衍进断断续续在豫灵镇干了十几年的矿工,先后在十几个金矿干过,其中最长的不到两年,最短的只有三个月,且没有签过任何用工合同。

  2009年3月,在两个老板争夺采矿权的纠纷中,张衍进被打伤,张衍进的老板出钱让他去医院看病。在陕西潼关县人民医院,医生给张衍进检查后,意外发现他患有尘肺病。几天后,张衍进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河南灵宝市人民医院复查,结果还是一样。

  张衍进说,其实从2008年年初开始他就时常感到胸闷、气短,但他却不愿相信自己患上了尘肺病。他的许多工友和老乡也都是这样,不敢去医院检查,宁愿自欺欺人,深怕查出病来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

  受访的多位矿工都证实:在这些金矿的矿坑里干活,他们大多未接受过岗前培训,也没有进行过相关的体检。“好的话戴个口罩能在数千米深的矿井下呆一天,有的干脆连口罩也不戴,有的甚至只穿条短裤干活。”

  万迎风(化名)也是郧西人,同样是尘肺患者。与众多患上尘肺的乡亲不同的是,他目前已成为一个矿井的包工头,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半个矿主。对于上述矿工对金矿环境的描述,他也给予了证实。

  虽然依靠金矿挣了钱,但万迎风对金矿还是表现出深恶痛绝,他向记者提供了不少关于矿井环境的视频资料。

  在一段万迎风拍摄于3月3日的手机视频中,记者看到两名头戴安全帽的炮工正弯着腰在黑漆漆的矿坑中干活,他们身上的衣服,已辨别不出颜色。两人的脸上,蒙着一层同样辨不出颜色的普通口罩。

  扛着一台打炮眼用的钻机,两人正猫着腰完成打炮眼的工作。随着钻机的轰鸣声,他们身边可视范围内顷刻间弥漫起了大量的粉尘。

  “他们现在用的是一台水钻,粉尘要少很多,而在之前,工人们使用的是干钻,那时候的粉尘更大。”万迎风说,2000年以前,豫灵镇的金矿经营业者多数都采取国家禁止的干式风钻掘进方式,未向他们提供任何有效的防尘工具,加之没有通风设备,工作时坑道内粉尘弥漫,环境十分恶劣。

  “不去金矿,还能干啥”

  挖矿为生的华从洪如何死去,他的姑姑华启翠看得清清楚楚,但她家3个儿子至今都还在河南的金矿上干活。

  对于湖北口乡不少青壮劳力,即使健康受损无法维权,金矿仍然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张辰告诉记者,从过完年的正月初六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近百名村民登上到矿区的班车,“不到金矿打工,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

  “也想维权,但我认为不可能。”虎坪村一位尘肺病患者说,其实很多像他一样患病的人都存在这样的心态。

  东川村患者毛邦学,被确证为尘肺病已有8年,如今已是尘肺3级。记者联系上他时,他还远在河北。电话那头除了呼呼的风声,还有不停的咳嗽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发现患了尘肺病后,毛邦学也想过找矿主索求一定的赔偿,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在矿上干了十多年,前后经历的矿主也有几十个,但从来没有签过一份正式的用工合同。

  “都没有合同,再加上不停地换老板,傻子才会承认你的病是在他的矿上干活时患上的。”毛邦学说。

  大多接受采访的尘肺患者都表示,他们到矿上干活,从来没有跟矿方签过用工合同。“一般情况下都是经熟人介绍过去的,然后在一个老板手下干几个月,然后再换一个老板,年年都一样。整个豫灵镇有大大小小几百上千个矿口,我们自己都记不得在多少个老板手下干过活。”同是尘肺病患者的袁忠平说。

  包工头万迎风也向记者证实,豫灵镇的金矿矿主大多是个体老板。近20年来,他从未发现有哪一家私人金矿会跟矿上的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再加上工人们不停地换老板,整个金矿就像一个巨大的矿工集散地,流动性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患上尘肺病的矿工们不仅无法找老板索赔,同时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无奈———无法获得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报告。

  自2002年5月1日起,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到职业病防治机构检查,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然后才能出具相应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湖北口乡几乎所有受访的尘肺病农民,他们也都没有职业病防治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什么都不能证明,什么证据都没有,这些患者能拿什么去维权?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要想维权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万迎风说,“患了病都只好自己扛着,毕竟去打工都是自愿的,又没人强迫。”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金矿干得久了会得病,但大家都已经对金矿产生了依赖。”东川村患者张扬,不到20岁就去了金矿,现在张扬一家也都在豫灵镇,孩子在那里上学,妻子跟自己一样在矿上打工。“对我来说,豫灵镇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一年中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那里。至于湖北口,也就每年过年时回来呆上几天。”

  像张扬一样,明知后果却无法摆脱金矿依赖的并不在少数,他们像群飞的候鸟一样,在每年春节过后便登上前往豫灵镇等地的班车,然后钻进那里一条条错落在秦岭之中的大小矿井。

  位于鄂陕交界、秦岭山脉尾部的湖北口乡,由于山大人稀,脱贫困难,目前对这个集老、少、边、山于一体的贫困乡镇来说,许多家庭仍然无法走出“外出打工-挖矿患病-治病死亡”的恶性循环。

  而已经罹病的尘肺者,在沉寂和无奈的等待中,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得到好点的治疗”。

  “选择去金矿打工都是自愿的,现在出了问题我们只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得到好一点的治疗,或许我们这些人,还能多活几天。”万迎风说。

  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尘肺患者。

  “希望有一天,尘肺病能够被完全纳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那样这些患者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亲睹很多尘肺患者的悲惨境遇,乡村医生徐仕勇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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