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病归乡后，尘肺病人华从洪已经无法走路，只能让妻子和姑姑抬着。他在3月28日去世。

　　湖北口乡现有20000多人，今年外出务工的有近8000人，其中在金矿、煤矿、铁矿等务工的有4000多人，多去往河南灵宝、陕西潼关等地。

　　据乡政府不完全统计，全乡登记在册的“疑似尘肺病人”有554人，各村均有分布，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已死亡和仍在外地打工的乡民，而尘肺病的潜伏期是5到20年。

　　华从洪死去半月有余了。从3月初抱病返乡到去世，不到一个月。

　　在那期间，他的病情被村民发至微博，而他的家乡，湖北口乡，一个隐藏多年的尘肺病人村落，也因此被外界知晓。

　　死亡在这里发生，死亡仍在持续。

　　湖北口乡，地处鄂陕交界郧西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南都记者从乡政府获知，该乡最新登记“疑似尘肺病人”554人，全乡17个村均有分布。而数字尚不包括仍在外地打工的大量村民。

　　早在多年前死神就莅临这里的村庄，但仿佛一个怪圈，村民至今仍未走出通向死亡的恶性循环，他们被生活绑架，靠身体换钱，尔后又被关上维权的栅门。

　　华从洪“回到家就是等死”

　　华从洪的遗体从郧西县人民医院运回来第三天，这是3月30日的上午。许奎双红着双眼扶住两个儿子守在灵堂，她是死者的妻子，年仅26岁。

　　死亡来得太快。从3月初返乡，村民将其病情发到微博，到引起媒体关注，3月24日乡政府、卫生院将其转入县医院IC U病房，4天后宣布死亡，华从洪最后的日子如同树枝上的一片枯叶，无法遏止地坠落。

　　“回到家就是等死，他活一天是一天。”这是半个月前，还在家照看丈夫的许奎双对记者说的话，那时，比她大10岁的丈夫还坐在一张躺椅上，在午后的阳光里，望着远处的山峦长时间一语不发。

　　除了还能用微笑面对记者的镜头，虚弱的华从洪已说不出太多的话，更多的时候，他都让许奎双或者姑妈华启翠代为回答。一年多前华从洪因尘肺病开始卧床，并发的肺心病，导致双下肢肿胀溃烂。上厕所和吃饭，都只能在妻子的帮助下完成，就连晚上睡觉的时间，他也只能半靠在躺椅上等天亮。

　　36岁的华从洪是郧西人，由于家境贫寒，1994年跟村里的人一起到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成为当地金矿的一名挖矿工人。在长达16年时间里，打炮眼、粉碎矿石，为养家糊口，他一直在矿上工作。

　　到2010年，那时的华从洪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却发现自己呼吸越来越困难，时不时还伴有咳嗽，再也无法干重活。“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尘肺病。”先后到河南、陕西和十堰市多家医院检查，得到的诊断结果都一样。那以后，华从洪两口子开始穿梭于豫、陕、鄂三省的多家医院之间。

　　此后，华从洪花干了自己在金矿上卖苦力积攒下来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债。“我从娘家借了5万，他又借了2万多，现在都没着落。”妻子许奎双说。

　　今年3月1日，因为实在没钱了，华从洪两口子被西安的一家医院赶出了门。一路颠簸之后，两人回到了口乡三十六岩村6组，不过他们原有的3间土坯房已经塌成了一堆黄土，上面的荒草都没过了膝盖。

　　没钱盖新房，丈夫又不能动。许奎双在邻居的帮助下，在离华启翠家不远的地方用塑料布和木头搭起了一顶帐篷，还不到10平方米大。

　　“他估计没多长时间了”，当时附近的村民就这么说，他们已经见过很多像华从洪一样的病人，“最终都死了”。

　　3月6日，由知名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公益组织向华从洪伸出了援手，希望他能到湖南长沙接受治疗。华从洪谢绝了，他说自己没有路费，同时更怕“死在去长沙的路上”。

　　华从洪身后的尘肺乡，也是这个时候第一次被外界发现。3月17日，“大爱清尘”志愿者在实地走访后向当地媒体透露：据估计，湖北口乡的十几个村有近2000名尘肺病患者。而该病潜伏期是5到20年，是否还有更多患者尚未可知。

　　媒体开始将视线投向这里。经实地采访的记者统计，目前湖北口乡跟华从洪一样“默默等死”的病人还有：虎坪村的王孝平，泗峡口村的邹克镇，东川村的董学文、毛帮军、袁显平、袁忠金、袁显庭、冯万友、张凡贵、冯万军、袁忠根、张扬双、李成发、李成富等数十人。

　　这些人大多45岁左右，症状也都几乎相似：容易感冒、胸闷、呼吸困难、干不了重活，还不时地咳嗽。他们的病历中，诊断结果也多填写着“矽肺”(尘肺病的一种)。“全乡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只是有的轻，有的重，据我估计患病的有好几百人。”东川村一位仍在矿上打工的村民告诉记者。

　　在口乡集镇上经营私人诊所达10年的乡村医生徐仕勇也证实，这些年他接触过的尘肺病患者就有好几十人。除了接待前来买药打针的患者，偶尔还要上门服务。“因为有些严重的尘肺患者已经无法下床活动。”徐仕勇说，“还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病去世了。”

　　李家兄弟“有钱”还是没用

　　泗峡口村2组村民李善平，没能熬过2013年的春节，他的生命终结于33岁的冬天，而他的哥哥李善兵，也因同样的病死于28岁那年。

　　兄弟两人的父母，近60岁的李积利、杨传梅夫妇，至今在村子里独守着两个儿子的坟茔，“想儿子的时候，就到坟头上去看看。”

　　2012年冬天，在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之后，李善平被抬回老家。看着儿子被病痛折磨得夜夜难眠，杨传梅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儿媳妇轮班，彻夜为李善平捶背。“看着他喘不上气脸憋得发紫，我急得用头撞墙。”

　　11月18日晚，李善平病情加重，之前买回来的一台制氧机也出现了故障。李家又立即托人从十堰城区买了一台制氧机，连夜送回村里，不过没能将李善平留住。“制氧机送到时，他已经不行了。”

　　全村能用得起制氧机的并不多，李善平兄弟之前在河南金矿上干活挣了不少钱，算是远近闻名的“有钱人”。2005年哥哥李善兵去世前，也买回了一台制氧机，“没用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台花6000多块钱买的制氧机，最后卖了400块钱。”杨传梅说，“老二看病，花了100多万，也还是没有用。”

　　家里的钱用完了，值钱的东西也都卖了。去世前两个月，李善平多次跟家人商量，要把结婚时在集镇上买的一套住房卖掉，最终被杨传梅拦了下来。

　　“知道这病治不好，都卖完了，孙子以后怎么办?”杨传梅的想法，全家人都清楚，躺在床上的李善平，最终流着泪放弃了卖房治病的念头。

　　两个儿子相继去世，经不住打击的李积利如今整日精神恍惚，“啥也干不了”。采访中见老伴儿拿出儿子的照片，他一边抹泪一边往屋后走去———“小儿子埋在那后面，他经常上去在坟前大叫，像条老狗一样。”杨传梅说。

　　几分钟后，寂静的山村传来一阵悲凉的嚎叫。

　　如今李家欠下了10多万元的债务，“都是给儿子治病欠下的。”2013年春节，好心的村书记悄悄塞给杨传梅200元钱，让她去“办点年货”。最终杨传梅又悄悄地将这200块钱塞给了小孙子，“儿子都没了，我还过什么年。”

　　在塔坪岭村4组，尘肺患者张凡贵的两个亲哥哥张凡超、张凡军也都因尘肺病身亡，前后相隔1年时间，去世时都才40来岁。

　　因尘肺病死亡的人并不止李善平兄弟、张凡超兄弟，张荣胡、何明红、张凡东、徐礼成、贾克全、张凡根………他们也都在患上尘肺病后的5至10年间陆续辞世。

　　“最近5年，我们村我知道的就有6个人因为这种病死了。”在距离东川村大约70公里远的大新川村5组，69岁的毛你发向记者讲述了他眼中的尘肺病，目前他知道的、患病在身的也有近20人。

　　在湖北口乡的尘肺病人被外界报道和关注后，乡政府到所辖17个村做了一次摸底调查。3月29日，该乡党政办公室主任马荣华向南都记者介绍，根据他们的不完全统计，全乡登记在册的“疑似尘肺病人”有554人，全乡各

　　村均有分布。而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已经死亡的，和仍在外地打工的乡民。

　　据马荣华介绍，湖北口乡现有2万多人口，今年外出务工的有近8000人，其中在金矿、煤矿、铁矿等务工的有4000多人，按照人口比例，疑似尘肺病患者数量惊人。

　　“秦岭数峪采过金，风湿矽肺患在身”

　　无论患者还是死者家属，大多认为可怕的尘肺病来自临近的矿山。

　　马荣华说，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湖北口乡农民就陆续外出打工，1995年前后达到高潮。而全乡外出务工的近8000人中，超过一半去了河南灵宝和陕西潼关等地，其中以灵宝市的豫灵镇最多，那里矿产丰富，被外界誉为“黄金之城”。口乡中心集镇车站，每天与灵宝对开一趟客运班车。

　　“几年前就有人查出病，但我们这里消息闭塞，很多人还不知道是得了尘肺，以为是肺气肿、肺结核、气管炎。这个病需要专业的医疗机构鉴定，郧县的医院都没有办法确诊。”马荣华说，陆续有人死亡，当地政府也采取过措施。

　　“一个是低保，鼓励老百姓参与农村医疗保险，再就是发动社会宣传，希望村民认识到从事的有些是高危行业，而尽量能留在本地就业。我们当地有烟业、畜牧、林业等产业，但对他们吸引力不大。譬如烤烟，确实比种地挣钱，一亩地一年挣两三千，但他们还是宁愿去金矿、煤矿，在那里一个月能挣五千、上万。”

　　尘肺病患者张辰的网名叫做“挖空秦岭”，他说取这个网名是因为他在位于秦岭之中的豫灵镇诸多金矿中挖了20多年的矿石。

　　1990年春节，张辰在河南豫灵镇金矿打工的姐夫回家过年，春节后，年仅14岁的张辰跟着姐夫离开了湖北口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矿工生涯。当时身高还不足1.6米、体重只有四五十公斤的张辰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背篓背矿石。

　　1994年开始，张辰开始做起了炮工，在深深的矿井中打炮眼、炸矿石成了他的主要工作。“那时候用的都是干钻，钻机一开始运转，矿洞内全是白白的粉尘，能冒一米多高。每天停工后我们的鼻孔、耳朵里全都是灰尘，吐出的唾沫都像泥浆一样。”张辰说，但为了挣钱他并没有在乎这些。

　　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张辰在豫灵镇多个金矿的矿井里干过活，为此他还模仿宋朝诗人梅尧臣的《陶者》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 -“秦岭数峪采过金，风湿矽肺患在身。我如陶者掏尽土，鳞鳞片身都是金。”

　　2005年年底，张辰开始出现胸闷、喘气困难等症状。“辗转去了好多家医院，医生都说是尘肺病。”张辰手中有一份2012年10月19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为他出具的病情报告，上面清楚地写着“矽肺”二字。

　　发现患上尘肺之后，张辰害怕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病可能跟金矿的工作环境有关。在金矿上已经成了一名包工头，手中有些闲钱的他开始四处求医。“要不是及早注意到这个情况并及时就医，再加上我现在不亲自下矿干活，我现在估计跟李善平他们一样，也都没了。”张辰说，虽然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已经很庆幸了。

　　在当地媒体报道之后，南都记者又重新走访了湖北口乡的三十六岩、虎坪、泗峡口、塔坪岭、大新川、小新川、东川、西川等近10个村庄，了解到目前身患尘肺病的村民多达五六十人，疑因尘肺病死亡的有20多人。

　　而有些已知患病的村民，目前仍在外地打工。虎头岩村5组农妇张志琴告诉记者，他41岁的丈夫刘世忠4年前查出矽肺，但一直还在灵宝的矿山中挖矿。刘世忠也因此不在乡政府统计名册之内。

　　活在矿坑粉尘里

　　在矿井下长期作业，吸入大量矿石粉引起肺部病变，这是口乡籍尘肺病矿工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记忆还有：矿井没有通风设备，缺乏除尘设施。

　　45岁的张衍进是西川村农民。1993年，他经乡亲介绍到河南灵宝豫灵镇的一家个体金矿打工。刚开始，张衍进在井口从事装车、背矿石等工作，再后来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开始进矿坑采矿。

　　他告诉记者：“那时候进矿坑采矿，矿上没给我们发任何防护用品，连口罩都没有。那时都是打‘干钻’，风钻一开，整个采矿面都是粉尘，两个面对面的人，都无法看清对方。”但因为是按量计酬，张衍进干得很起劲。放炮过后，不等烟尘散尽他和工友们就冲进去背矿石。干完一个班从坑道里爬出来，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抠抠鼻孔，里面都是像结石一样的东西。

　　张衍进断断续续在豫灵镇干了十几年的矿工，先后在十几个金矿干过，其中最长的不到两年，最短的只有三个月，且没有签过任何用工合同。

　　2009年3月，在两个老板争夺采矿权的纠纷中，张衍进被打伤，张衍进的老板出钱让他去医院看病。在陕西潼关县人民医院，医生给张衍进检查后，意外发现他患有尘肺病。几天后，张衍进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河南灵宝市人民医院复查，结果还是一样。

　　张衍进说，其实从2008年年初开始他就时常感到胸闷、气短，但他却不愿相信自己患上了尘肺病。他的许多工友和老乡也都是这样，不敢去医院检查，宁愿自欺欺人，深怕查出病来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

　　受访的多位矿工都证实：在这些金矿的矿坑里干活，他们大多未接受过岗前培训，也没有进行过相关的体检。“好的话戴个口罩能在数千米深的矿井下呆一天，有的干脆连口罩也不戴，有的甚至只穿条短裤干活。”

　　万迎风(化名)也是郧西人，同样是尘肺患者。与众多患上尘肺的乡亲不同的是，他目前已成为一个矿井的包工头，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半个矿主。对于上述矿工对金矿环境的描述，他也给予了证实。

　　虽然依靠金矿挣了钱，但万迎风对金矿还是表现出深恶痛绝，他向记者提供了不少关于矿井环境的视频资料。

　　在一段万迎风拍摄于3月3日的手机视频中，记者看到两名头戴安全帽的炮工正弯着腰在黑漆漆的矿坑中干活，他们身上的衣服，已辨别不出颜色。两人的脸上，蒙着一层同样辨不出颜色的普通口罩。

　　扛着一台打炮眼用的钻机，两人正猫着腰完成打炮眼的工作。随着钻机的轰鸣声，他们身边可视范围内顷刻间弥漫起了大量的粉尘。

　　“他们现在用的是一台水钻，粉尘要少很多，而在之前，工人们使用的是干钻，那时候的粉尘更大。”万迎风说，2000年以前，豫灵镇的金矿经营业者多数都采取国家禁止的干式风钻掘进方式，未向他们提供任何有效的防尘工具，加之没有通风设备，工作时坑道内粉尘弥漫，环境十分恶劣。

　　“不去金矿，还能干啥”

　　挖矿为生的华从洪如何死去，他的姑姑华启翠看得清清楚楚，但她家3个儿子至今都还在河南的金矿上干活。

　　对于湖北口乡不少青壮劳力，即使健康受损无法维权，金矿仍然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张辰告诉记者，从过完年的正月初六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近百名村民登上到矿区的班车，“不到金矿打工，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

　　“也想维权，但我认为不可能。”虎坪村一位尘肺病患者说，其实很多像他一样患病的人都存在这样的心态。

　　东川村患者毛邦学，被确证为尘肺病已有8年，如今已是尘肺3级。记者联系上他时，他还远在河北。电话那头除了呼呼的风声，还有不停的咳嗽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发现患了尘肺病后，毛邦学也想过找矿主索求一定的赔偿，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在矿上干了十多年，前后经历的矿主也有几十个，但从来没有签过一份正式的用工合同。

　　“都没有合同，再加上不停地换老板，傻子才会承认你的病是在他的矿上干活时患上的。”毛邦学说。

　　大多接受采访的尘肺患者都表示，他们到矿上干活，从来没有跟矿方签过用工合同。“一般情况下都是经熟人介绍过去的，然后在一个老板手下干几个月，然后再换一个老板，年年都一样。整个豫灵镇有大大小小几百上千个矿口，我们自己都记不得在多少个老板手下干过活。”同是尘肺病患者的袁忠平说。

　　包工头万迎风也向记者证实，豫灵镇的金矿矿主大多是个体老板。近20年来，他从未发现有哪一家私人金矿会跟矿上的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再加上工人们不停地换老板，整个金矿就像一个巨大的矿工集散地，流动性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患上尘肺病的矿工们不仅无法找老板索赔，同时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无奈———无法获得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报告。

　　自2002年5月1日起，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到职业病防治机构检查，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然后才能出具相应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湖北口乡几乎所有受访的尘肺病农民，他们也都没有职业病防治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什么都不能证明，什么证据都没有，这些患者能拿什么去维权?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要想维权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万迎风说，“患了病都只好自己扛着，毕竟去打工都是自愿的，又没人强迫。”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金矿干得久了会得病，但大家都已经对金矿产生了依赖。”东川村患者张扬，不到20岁就去了金矿，现在张扬一家也都在豫灵镇，孩子在那里上学，妻子跟自己一样在矿上打工。“对我来说，豫灵镇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一年中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那里。至于湖北口，也就每年过年时回来呆上几天。”

　　像张扬一样，明知后果却无法摆脱金矿依赖的并不在少数，他们像群飞的候鸟一样，在每年春节过后便登上前往豫灵镇等地的班车，然后钻进那里一条条错落在秦岭之中的大小矿井。

　　位于鄂陕交界、秦岭山脉尾部的湖北口乡，由于山大人稀，脱贫困难，目前对这个集老、少、边、山于一体的贫困乡镇来说，许多家庭仍然无法走出“外出打工-挖矿患病-治病死亡”的恶性循环。

　　而已经罹病的尘肺者，在沉寂和无奈的等待中，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得到好点的治疗”。

　　“选择去金矿打工都是自愿的，现在出了问题我们只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得到好一点的治疗，或许我们这些人，还能多活几天。”万迎风说。

　　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尘肺患者。

　　“希望有一天，尘肺病能够被完全纳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那样这些患者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亲睹很多尘肺患者的悲惨境遇，乡村医生徐仕勇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