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马福立、刘保怀、马永福、崔桂芝4人的遗体仍然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2011年8月31日下午，他们乘坐三轮拖拉机下班回家，途经一处陡坡时翻车，4人不幸丧生，同车的另外3位工友则受重伤。

　　事故发生后，平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死伤工人与工程分包方河北唐县永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唐县永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家属认为，应认定为工伤，要求获得相应赔偿。但唐县永昌公司称，有人伪造其公章代签承包协议。目前，此案仍在走司法程序。

　　事故

　　高速转弯三轮翻车

　　死伤的7名工人均为平谷区金海湖镇红石坎村村民，被同村的刘云文招工，参与平谷区岳上路大修工程，负责砌筑路缘石等工作。刘云文说，是他指派刘东升每天接送工人上下班，刘东升也在工地上干活。

　　车祸发生处距离红石坎村约1公里，是一条村道，坡陡弯急，路边有水泥护栏。坡道是水泥路面，至今仍能隐约看到油渍和血迹。

　　63岁的刘云奎是事故中伤势最轻的，胳膊和腿部多处骨折，但没有生命危险，目前还有多处打着钢板。他说，平时都是同村的十几人乘坐刘东升开的农用三轮拖拉机一起上下班。事发时大概是晚6点40分，车上共7人，车速特别快，同车的刘保怀一直嚷“慢点慢点”。突然间，三轮拖拉机不知撞了一下什么，车身随即翘起，将坐在最后的刘云奎甩了出去。昏迷大约半小时后，刘云奎醒过来，他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头上全是血，他摸出手机，拨通了姑爷的电话。

　　司机称踩刹车无效

　　十几米长的坡道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刘云奎被甩到了十余米外的坡下，刘东升卡在道边的水泥墩上……

　　村民蔡长江跑到事发地，浑身都软了，不敢多看，他找到躺在地上的妻子牛桂珍，“她直喘粗气，浑身是血，喊了也没反应。”

　　当晚7点40分左右，120救护车赶到，将工人送往医院。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刘保怀和马福立当场死亡，崔桂芝和马永福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东升及牛桂珍、刘云奎则重伤。刘东升超速行驶及违规载人，承担全部责任。

　　44岁的刘东升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缝了一百多针。他已经开了20多年的车，那条路也走过不止一次，没想到会出这事，“我踩了刹车，停不住。三四回叫他们跳车，他们就是把着车不跳。”

　　责任

　　各方均称事不关己

　　家属提供的施工合同及协议书显示，岳上路大修工程是由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平谷公路分局发包，承包人为北京鑫旺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下称鑫旺公司)，分包方为唐县永昌公司。刘云文是唐县永昌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去年12月21日，平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认定事故中的工人与唐县永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家属们认为此次事故为工伤事故，唐县永昌公司需赔偿。

　　但唐县永昌公司否认与工人存在劳动关系，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该公司称，公司并未与鑫旺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也没有委托刘云文为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因为该公司并没有合同及委托书中所使用的“唐县永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唐县永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京〉”两印章，公章及签字均为他人伪造。该公司认为，受害人应当与鑫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刘云文坚称，自己是唐县永昌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数年前通过朋友认识了高登乐，对方自称是唐县永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登起的弟弟，也是该公司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我去过他们在房山的办事处，挂着牌子，印章也是他给我的。我们一起去和鑫旺签的合同，他代签的高登起的名字。”昨天，记者多次拨打刘云文提供的高登乐手机，均无法接通。

　　鑫旺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说：“我们手头上有合同，就是他们(指唐县永昌公司)负责人签的，章也是他们盖的。我们前期对他们进行过考察，确实是具备相关资质的合法企业。”陈先生表示，一切都应该通过法律来解决，绝不逃避责任。

　　目前，平谷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此案仍在调查审理中。

　　分析

　　上下班遇事故应认定为工伤

　　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茂林律师分析，在此案中，如果鑫旺公司不能证明其将该工程合法地分包给有资质单位的话，其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他介绍，死伤工人的用人单位应是工程承包方或者工程分包方，作为自然人的刘云文并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由于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平谷公路分局与鑫旺公司之间是合法的发包和承包关系，如果唐县永昌公司的公章和签字确为他人伪造，那么该工程实际施工的有资质的单位便为鑫旺公司。由于死伤工人一直在为该工程提供劳动，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死伤工人应当与鑫旺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而工人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死伤的，如果本人不负主要责任，应认定为工伤事故。

　　认定工伤之前费用只能自理

　　朱律师说，如果确为劳动仲裁部门认定，工人与唐县永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已经被认定为工伤，那么工伤保险基金有先行支付的义务。本案中，由于死伤工人目前还处于劳动关系确认阶段，尚未认定为工伤，所以也无法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相关待遇。对于急需的费用，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死伤职工及其家属只能自己想办法。

　　朱律师提醒，工人应尽量选择较为正规的用人单位，并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一定要想办法了解到自己到底是为谁工作的，工作单位的名称是什么，并注意保存工资卡、上岗证、花名册等工作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特写

　　悲伤和无奈笼罩心头

　　不大的红石坎村被一种尴尬与悲伤的气氛所笼罩。

　　刘云文和刘东升是连襟，刘保怀是刘云文的堂兄。此次，刘云文共在村里招募20多名工人。

　　刘东升捡回一条命，背地里有人说，他是自己跳车逃生的。他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要求认定工伤，而是搬到别处居住。

　　多年以来，79岁的赵淑英一直和单身的儿子刘保怀相依为命。直到今天，她仍不相信53岁的老儿子已经离世。40多年的老屋子里，黑漆漆的，墙上满是漏雨的痕迹。老人不愿离开，她喃喃地说，“我等我儿子，老儿子死了，还没见面呢。”

　　崔桂芝是死者中最年轻的，年仅46岁。丈夫去世后，她独自赡养老人、照顾一双儿女，家里还背负着债务。对80岁的王荣老人来说，儿媳妇的死给自己带来的打击比儿子过世还大。他说：“儿媳妇好啊，对我不赖，还拉扯俩孩子。盼着有一天把款还上，却比我还去得早!”

　　目前，4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而重伤者的治疗费用也由自己承担。包括刘云文自己在内，工人们30天左右的工资仍未结算。

　　其他死伤者的家庭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困难，他们最大的心声就是尽快得到一个说法，让死者瞑目，让伤者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