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6日,广东省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对郑义的血液病进行第二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诊断为职业性苯中毒。也就是说,无法得出郑义的血液病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是对职业病鉴定的最终结论,患者无权再提出申诉。郑义丈夫周华胜拿到这一结论的那一刻,泪流满面。两年来,为了给妻子讨个说法,周华胜尝尽了人间冷暖。“我最大的感受是,职业病维权真是太难了。”周华胜感叹。如今,他已聘请律师,准备做最后一博。
一对平凡的打工夫妻
天拿水的气味很难闻,但时间长了,大家慢慢地习惯了。
今年40岁的周华胜和39岁的妻子郑义都是重庆人。1992年,郑义从老家来到惠阳新圩镇嘉威鞋厂做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除了中途结婚、回老家盖房子耽搁了一段时间,从1992年到2009年底,郑义一直都在嘉威鞋厂工作,其间没有跳槽的经历。
1998年,周华胜在妻子的介绍下也来到嘉威鞋厂工作。除了2006年至2008年中间因故离厂后再返回原来岗位,他在工厂的工作经历也有十多年。周华胜与郑义一直在同一个车间:开料车间。
在工厂领导和同事看来,二人在厂里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与领导同事的关系融洽。“周华胜是一个做事情比较认真的人,而且为人比较热情。”同事黄小姐说。如今虽然已辞职2年,但周华胜依然保留着当初厂方颁发的一张优秀员工奖状。
在郑义被查出血液病之前,周华胜夫妇与嘉威鞋厂关系也很融洽。“我们都是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员工,如果厂方对我们不好,我们不满意,肯定早就辞职了。十多年来,工资在不停地涨,我们感到很满足。”郑义说,“儿子在新圩读中学,我们的工资从开始的800多元每月涨到1800元每月,日子也过得不错。”如果郑义没有患病,周华胜可能已经是工厂里面的一名中层领导,郑义的工资也会上涨到2000多元,一家人或许已经在惠阳新圩买了一套房子。
流水线上的日子忙碌而平静。多年来,二人的工作环境长期伴随着天拿水、胶水、白电油、洗涤水等化学物品。“那时只是觉得洗涤水、天拿水的气味很难闻,有时候会难受到流眼泪,有时候会感到想呕吐。但时间长了,大家慢慢地习惯了。”周华胜说。
工厂不断有人患怪病
一个工人中毒死了,另一个女工生出来的小孩是畸形儿。
南都记者曾进入嘉威鞋厂实地采访,周华胜对工厂的描述并非夸大其词,车间中洗涤水、天拿水的气味也让记者有欲呕吐的感觉。
夫妻二人当时并未想到这些物品到底对身体有怎样的影响。“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血液病出现,甚至有同事生病了回家,然后家属进厂闹,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类似的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周华胜说。
从1996年开始,工厂不断有人患上奇怪的病。“1996年,四川人陈仁兵突然被查出急性中毒,他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厂,工作了十多年。回家后就死掉了,不到30岁,留下妻子和2个儿女。后来又听说他妻子不堪重负自杀了。”周华胜说。
卿艳秋曾经是嘉威鞋厂的一名员工,和郑义在同一个车间的做花部,“我1998年进厂,2005年离厂,前后大约工作7年。”卿艳秋说,“我们每天都要与胶水、天拿水以及洗涤水打交道。刚进厂的时候,刺鼻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但那时不知道这些化学品是否对身体有害,时间长了,就习惯了。那时最大的感觉就是累,每天工作10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工资只有800多元。每晚回到家里,双手根本抬不起来。”
“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职业病,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患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工作的环境可能对身体有害。她是广西人,叫黄梅仙,在我前一年进厂,在工厂工作了7年,离厂的时候怀孕。后来生出来的小孩是畸形儿。她一直认为那是工作环境造成的。所以,她离开之后,我也辞职了。”卿艳秋说。
妻子被检出血液病
“我坚信我老婆的病就是职业病。”周华胜语气坚定。
平静的日子在2009年9月被打破。周华胜一家人的命运从此被改变,而他们与厂方的关系也逐步恶化。
当时,郑义在工作期间时常感到头晕,脸色苍白并伴随着胸闷。当年10月1日,郑义在周华胜的陪伴下到新圩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为“骨穿”,医生建议其去大医院检查。
随后郑回乡治疗,2009年10月11日,她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检查得出结论:严重贫血。10月13日,郑义再次前往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为:高危MD S,合并继发骨髓纤维化。“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她患有严重的血液病,接近白血病。医生说因耽误了治疗时间,目前病情已经恶化,她最多还有两年的寿命。医生说这种病与化工有关,但需要做进一步的职业病鉴定和检查。”周华胜说。随后,郑义辞职回到四川老家休养。
当时,南都报道此事之后(详见南都2009年12月8日报道)曾引起广泛关注。迫于舆论压力,嘉威鞋厂曾联系南都记者要求在记者的见证下,将郑义从重庆接到惠州进行诊治。随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依然证实郑义患有血液病。
“但是,嘉威鞋厂只支付相应的诊断费用,不支付长期的治疗费用,因为他们认为,我老婆的病不是职业病,不是工厂造成的。”周华胜说。
从2009年底开始,周华胜开始了一次漫长的维权之旅。“我坚信我老婆的病就是职业病。”周华胜语气坚定。
维权成了他生活一部分
“有的部门我一天去好几趟,就连扫地的阿姨也认识我了。”
因为要照顾妻子,周华胜辞掉了嘉威鞋厂的工作。“老婆治病需要花钱,儿子在这边读民办学校也要花钱。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儿子送回老家读书。”原本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不得不相隔千里。
因身体原因,郑义不能再继续工作。为了养家和治病,也为了方便维权,周华胜在新圩选择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当保安可以轮班,有时白天可以不上班,所以,我把白天的时间用来写材料,上网,去有关部门投诉、上访,而且,保安收发相关材料很便利。”周华胜如是解释他做保安的初衷。虽然每月的工资只有1600多元,远比不上在工厂上班。
维权成了周华胜生活的一部分。“厂里不配合,不提供相关的资料,我就去劳动局,劳动局不理,我就去卫生局,卫生局不理,我就去镇政府,镇政府不理,我就去区政府,最后一直到广东省政府。”周华胜说,“有的部门我一天去好几趟,就连扫地的阿姨也认识我了。”
南都记者走访惠阳区卫生局、劳动局以及新圩镇政府了解到,周华胜已经成为这些部门的“熟人”。“这个人很执着,风雨无阻,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人挺值得佩服的。因为他可以坚持两年做一件事情。”惠阳区政府部门一名接触过周华胜的领导如是说。
维权中的曙光和挫折
厂方不配合,很多资料不愿意提供。政府部门不断踢皮球。
经过不懈的努力,事情总算有了转机。去年初,惠阳区卫生局一名副局长前往嘉威鞋厂,要求厂方配合郑义的职业病鉴定和治疗。
去年7月6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发出一份通知,通知称,因郑义所患血液病怀疑与在用人单位嘉威鞋厂工作期间接触天拿水、胶水、白电油、洗涤水等物质有关向该院提出职业病鉴定申请,并提交了相关材料,根据目前材料,该院认为郑义疑是职业病病人。这一纸通知让周华胜看到了职业病维权的胜利曙光。
“但是厂方却不配合,很多资料不愿意提供。于是,我就再次去投诉、去上访。”周华胜说,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遭遇挫折。“我去劳动局,劳动局说是卫生局管;我去卫生局,卫生局又说是劳动局管。我去镇政府、区政府,区政府又说去找工厂。总之,政府部门不断地踢皮球。”
为了节省开支,周华胜吃最便宜的快餐,寄宿在朋友家中。白天,他就奔波于各个部门。“有一次去广东省卫生厅,保安根本不让我进去。我等了半天。后来只好去省劳动厅,省劳动厅又让我去找惠州市劳动局、惠阳区劳动局。”周华胜拿出一大叠广东省政府、劳动厅、惠州市政府、卫生局等部门的上访回执单。
在上访的过程中,周华胜不断地学习和搜集相关的职业病维权资料,如今,他可以将手头上的每份材料倒背入流。对职业病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也如数家珍。
去年7月14日,广东省职业病鉴定委员会鉴定得出的结论是,郑义的病不能断定为职业病。这一结果让周华胜大感意外。
难以接受的最终结果
我要找到省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我要他们解释给我听。
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对鉴定结果不满,可以在一个月内提起申诉再次鉴定,而再次鉴定的结果则成为最终的结果,双方必须接受,无权再申诉。很快,周华胜提起了重新鉴定的申请。
而此时,周华胜已将工作的地点改到新圩长布村一间工厂。夫妇俩租了一间只有1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几件行李。“虽然这两年来维权没有花多少钱,主要是一些路费,但是因为维权,我的工作耽误了很多,收入很少,而且老婆还要治病,小孩还要读书。”周华胜说。
可喜的是,郑义的情况并未像当初医生预言的那样只有两年的寿命。但郑义如今的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头发大多已经花白,时常感到头晕和胸闷,只能做简单的家务活,并需要定期服药。两年来,郑义一直没再工作,周华胜承担了家里所有的生活压力。
相比于丈夫的坚持和激动,郑义显得平静而淡定。“当初我和老公说,我们不要维权了,算了,回家吧,我们怎么斗得过厂方呢?但是,老公很坚持,他一定要维权,我也就随着他。可是,这两年来,他吃了很多苦。我很想和他一起回家,在家里做点小生意,和儿子在一起,平静地过日子。”郑义抹过眼角的泪水。“如果不是我的病,我们一家人现在应该生活得很好。”郑义叹息说。
但周华胜的坚持并未改变最终的结果。2011年12月6日,广东省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的重新鉴定结果与第一次鉴定结果并无二致。而这一结果,也是职业病鉴定的最终结论,当事人双方无权再申诉。
“我真的无法接受。我要找到省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我要他们解释给我听,到底是为什么?”周华胜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如今,周华胜已经聘请了律师,打算做最后一博。如果官司失败,他们夫妻就准备回重庆老家,与儿子一起生活。1992年到2012年,20年之后,一场病变,一家人的生活重新回到原点。
声音
“我们尊重专家的鉴定结果。如果他想要维权,那是他自己的权利,但是,很多时候,周华胜是在无理取闹。对于郑义的病,厂方并没有推卸责任,2年来,周华胜申请鉴定、郑义的治疗费用都是厂方支付的。至于今后厂方是否会给予郑义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金,还需要董事会讨论决定。”
———嘉威鞋厂厂长张君
“其实,我很佩服周华胜,为了自己的权益,他一个人坚持不懈地与厂方对抗。这么多年来,类似的病多次在厂里面出现,但没有人像他那样去做。不过,周华胜不会赢,因为如果他赢了,很多工厂的员工会效仿他,向厂方索赔。那么,这是工厂不愿意看到的,而政府也会有所顾虑。”
———嘉威鞋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员工
“周华胜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的行为可以触动更多的人去维权,去推动司法的进步。只是,目前中国的现状是,职业病维权实在是太难了。”
———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义
对话
“职业病维权太难了”
南都:你为何一定要维权?
周华胜:我要讨回公道,为妻子挣到医药费。她的生命等同于我的生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没钱医治,痛苦地死去。
南都:两年来,你去过多少个部门?
周华胜:至少有20个政府部门。很多时候,各个部门都是在踢皮球、相互推诿。
南都:但有时候也有领导督促处理。
周华胜:那是因为我经常上访,上级压下来了,下面不得不办。
南都:维权之路上让你最寒心的事情是什么?
周华胜:一家卫生监督局的局长对我说,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事,让我不要再没完没了地上访。
南都:对于2年的维权之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周华胜:最大的感受是职业病维权太难了。我们饱受别人的冷眼,觉得很累。
南都: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周华胜:对于结果我们很失望,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希望那些鉴定专家能站出来解释下鉴定结果,好让我们死心。
南都:后悔走上这条坎坷的维权之路吗?
周华胜:我不后悔,因为我们的正当权益遭到损害。
南都: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周华胜:我已经请了律师,目前正在搜集材料,打算做最后一博。
专家说法
“周华胜的维权行为很有意义”
王义,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主任,曾代理过多起职业病维权的案子,如为甘肃、四川尘肺病人做辩护律师。“周华胜经过两年的努力,最终失败,这一结果很正常。”王义说。
“但是,周华胜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的行为可以触动更多的人去维权,去推动司法的进步。只是,目前中国的现状是,职业病维权实在是太难了。”王义说,“因为按照目前的法律,劳动者要维权,条件非常苛刻。例如必须提供某段时期的工作经历、环境证明。可是,很多时候,因为职业病发病是在多年以后,当年的证据已经很难搜集,所以,劳动者非常被动。”王义感慨地说,“像周华胜一样,我接触过很多类似的案例,他们都是确信自己患上了职业病,才如此坚持。我非常支持他们的坚持,虽然失败了,但是,职业病鉴定的进步需要他们做出努力。”
王义建议,职业病维权的相关法律今后应该向劳动者倾斜。“鉴定委员会可以采用概率的方式来鉴定,例如,一个工厂,患病的工人100个中有80人是相同的病情,并有着相同的工作经历,那么,就可以确定是职业病。”
嘉威鞋厂部分员工患病表
黄孝友1990年代进厂,2004年被查出白血病,时年30多岁,车间主管
陈仁兵1980年代进厂,1996年被查出急性中毒,死亡时30多岁,普通员工
黄梅仙1990年代进厂,怀孕后生下畸形儿,普通员工
郑义1992年进厂,2009年被查出血液病,普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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