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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煤改时代的矿工:告别“石头里夹的肉”的时代

  “以前别说房子,想和人家(煤矿老板)签劳动合同都是奢望。现在在大煤矿里干活,合同签了,保险交了,咱知足哩。”

  2009年,山西省政府高调推出的煤炭资源整合(下简称煤改),被舆论指为“一场革命”。

  其实,这场革命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年,山西省政府开始对全省煤矿关井压产。此后,十余年间山西官方对煤矿的治理从未停止,2009年的煤改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轰轰烈烈的煤改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民退国进”?合理、合法?煤老板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更有甚者断言:煤改会中途夭折⋯⋯

  山西省官方与煤矿老板(更多是指浙江商人)之间的争论一度成为舆论热点,而作为煤矿“核心生产力”的矿工—— 煤改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2011年,当煤改之争随着时间流逝而趋冷,那些在地底深处掘煤为生的矿工们在经历了一场变革后是否安好?

  井上·井下

  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寨崖底煤矿(下简称寨崖底煤矿)始建于1983年,当时的生产规模仅6万吨。2007年寨崖底煤矿在整合周边三个煤矿后成为产量120万吨的大型煤矿,并于当年投产。

  相较于山西大多数在2009年才开始进行煤改的煤矿(多数煤矿至今还在紧锣密鼓进行建设,未投产),寨崖底煤矿算是柳林县乃至全山西省的煤改先行者。寨崖底煤矿的演变可以看作是山西煤矿转型的缩影。

  2011年11月25日,记者随29名矿工一起下井。

  清晨6:00,多云,地面温度2摄氏度。

  在浴室旁的会议室里,综采二队跟班副队长杨小平召集29名矿工开班前会。杨小平点名,班长、矿工们逐一报到。点完名,杨小平对前一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两名矿工由于违章作业被点名批评,挨批的矿工没有做声。

  “过‘桥式转载机’绝对不能偷懒从下面爬,必须从上面走⋯⋯检查机器时要注意头顶顶板缝隙间的煤块⋯⋯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没安全,什么都谈不到!⋯⋯”杨小平严肃地说。

  6点40分,杨小平分工完毕,全体矿工起立面对一面贴满照片的墙大声宣誓,“支护及时到位,正规程序操作,牢记标准作业,不与三违沾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这面墙上贴满了矿工的“全家福”,照片群正中有张30名矿工的合影,上面印着红色的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宣誓完毕,杨小平让大家去浴室换工作服。每个矿工走出会议室前都在门口领到两个糖饼。“这是班中餐,单位发的。”杨小平说。本刊记者也换上了棉质工服,领了矿灯和自救器,跟随杨下井。

  6点50分,换好工作服的矿工们排好队向300米外的井口走去,杨小平走在队伍最前面。到了井口,矿工们依次坐上猴车(一种缆车—— 记者注)滑进倾斜的矿井。杨小平安排所有矿工下井后,最后一个跨上猴车。“井下见!”他回头笑着向记者摆了摆手。

  7点10分,寨崖底煤矿3904综采工作面,距离地面270多米。

  200多米长,4.5米高的工作面被130多个巨大的液压支架支撑包裹着。尽管不时有风吹来,空气中还是夹杂着泥浆味。

  今天杨小平和29名矿工的工作是机器检修,为下午两点的生产班提供安全保障。在狭小漆黑的钢铁夹缝中,杨小平安排矿工检修—— 刮板(前后部)、桥式转载机、皮带运输机、液压支架、采煤机、乳化液泵站、超前支护⋯⋯

  46岁的张金保被安排检修刮板,当他费力地钻出液压支架时,杨小平对他喊:“老张,注意头上的缝隙!”老张“嗯”了一声,又爬回了支架里。

  张金保的妻子叫张拴兰,45岁的她在寨崖底煤矿做绿化。儿子张东辉26岁,和父亲一样在井下上班。“比我强多了,人家注意学习,矿上的培训一次都不落,现在是其他队的安检员,”张金保很自豪,“一个月能挣8000多,比我还多两千。”

  去年,张金保给儿子贴补了3万元买了一辆小汽车,这事却惹得妻子不高兴,“孩子开车出去比下井挖煤还让她担心。”

  有十多年下井经验的杨小平告诉本刊记者,煤矿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杨小平曾在其他小煤矿里上过班,所以对煤矿的安全措施变化颇有感触。据他回忆:从前,小煤矿的工作面都是拿20多厘米粗的木头支棚架,“矿工就是两块石头里夹的那片肉”。

  “煤矿事故中60%都出在棚架支护上。冒顶是常事,矿工被片帮煤划伤手、砸断腿的事情经常出。这面刚打眼准备放炮,那面就有可能塌方,看谁眼明跑得快。”杨小平说,“现在木头支架早淘汰了,工作面被液压支架包裹起来,人就像在铁罐子里干活。不用打眼放炮,割煤机来回切割就把活干好啦。”

  杨小平说,目前,在寨崖底煤矿上班的工人基本都是附近六个村庄的青壮年劳力。下井的矿工平均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杨小平因为是跟班的副队长,所以月工资能拿12000多。“以前挖煤都是肩拉背扛,受死受活一天才挣23元,现在机械化开采把矿工的劳动强度降低,工资反而涨起来了。”

  11点30分,陆续有矿工开始吃班中餐。张金保靠在液压支柱上吃了一个糖饼,另外一个给了其他饭量大的工友。“每个班中餐都给两个糖饼,一个月单位还补助120元,将够吃。”杨小平说。

  吃完饼子的矿工们又按部就班开始了检修。本刊记者刚摘下安全帽准备为张金保拍照时,杨小平疾走过来将安全帽重重扣回了记者头上。“不能违章摘掉安全帽!危险!”他说。

  12点20分,本刊记者提前升井。站在井口外突然有种感觉涌上心头,有阳光真好。

  山上·山下

  张廷文说自己是煤改的受益者。

  50岁的张廷文已有30多年下井经验。在多年的挖煤生涯中,他从小煤窑一直干到了大煤矿。张说,他所住村庄——寨则上村的变化“才叫大哩”。寨则上村与寨崖底煤矿的直线距离虽不到1000米,但路却出奇难走。

  村子建在几座相连的土山上,要想到达村子,必须沿环在陡峭土山上的一条宽度不足两米的土路蜿蜒而上。十多天前这里下过雨,当时别说车走,就是人爬都上不去。

  寨则上村有300多口人,其中有40多个青壮年劳力在寨崖底煤矿上班,进出村基本靠摩托车,“电驴子”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事故不断。“我头上的这块疤就是摩托车摔倒后的杰作。”张廷文指着自己额头自嘲。

  路的一侧嵌入土山,另外一侧下面是几十米深的沟壑。一路上,张廷文几乎无暇回应本刊记者的问题。尽管摩托车以极慢的速度前行,但是强烈的颠簸还是会间歇性袭来。

  艰难行进了20多分钟,终于来到山顶。村民的窑洞零星散布在山头或山腰间,张廷文的三眼窑洞修在土崖边一块不足100平米的平地上。

  一年前,寨崖底煤矿在山下投资5000万建了92套二层楼别墅新区,很多村民已经迁往那里,张廷文是其中之一。

  “这里马上要采煤了,为预防地质灾害,提前把村民迁走了,”张廷文指着脚下说。

  由于风雨侵蚀,三眼窑洞都出现了大面积坍塌。院子正中那个直径40厘米的小洞是张廷文家的水窖口,“井有10多米深,雨水流到井里再提上来喝。”张廷文说,“从前大家都是吃这样的水。”

  寨则上村的土地都在山梁上,清一色旱地,农作物以玉米、小米、土豆等为主。“靠天吃饭,”张廷文说,“地里的收成自己吃都勉强,别说收入。”村子里顶大用的青壮年劳力几乎都去煤矿上班,煤矿成了这个村子生存与繁荣的希望。

  环境如此恶劣,为什么大家不早搬离这里?张廷文说,一是祖祖辈辈的生活习惯,二是没有能力和实力离开。

  在张廷文家对面的山头上,还有最后五户村民没有搬走。69岁的李大娘佝偻着腰费力地摇着辘轳汲水,她说自己住不惯水泥房更喝不惯自来水。

  张廷文知道,李大娘的坚持是一种徒劳——除了地质灾害方面的原因,走下山并已适应山下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再不会回到这里。

  张廷文的新家整洁气派,他儿子在县城里当司机,几乎没时间回家,160平米的小楼只住着夫妻两人。“村里搬下来的人都住这个新村子里,”张廷文说,“大家都住这种小二楼,还用上了自来水。”

  矿工张金保在这个小区里也有两套房,一套儿子住,一套给了82岁的老母亲。两套简装修的房子一共花了不到4万元。

  张廷文告诉本刊记者,这里的新房是拿山上旧窑洞面积折算来的,“大家都没花多少钱就住上了新房。”

  多年前,寨则上村附近就有小煤矿,村里也有人在煤矿上班,矿工和老板之间只存在薪酬与劳力的单一交换。“以前别说房子,想和人家(煤矿老板)签劳动合同都是奢望。现在在大煤矿里干活,合同签了,保险交了,咱知足哩。”

  他指着水龙头里哗哗流淌的水说:“看多干净的水。”

  水龙头喷涌而出的不仅是纯净之水,还有生存的尊严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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