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咳嗽、发低烧、浑身没劲，搬石头搬几次搬不起来，那时候还在工厂里，不知道这回事，没有经验。他也不会说。厂长就叫他回家来了。”8月31日，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晋窑村，66岁的李新花，含泪向早报记者描述她儿子晋中超的经历。

　　34岁的晋中超坐在她对面，只是偶尔一笑，插一句。家人都认为，是尘肺病，这一据称无药可治的疾病，让晋中超变得痴呆。

　　洛阳市偃师市寇店镇东朱村江龙子曾在当地一家玻璃原料加工厂工作，已被诊断为矽肺三期，住了三次院。早报记者 欧阳艳琴 图

       晋中超两年前在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出矽肺二期（编者注：矽肺是尘肺的一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之后在北戴河医院检验出肺大泡而不能洗肺，几乎被宣告了不治。

　　10年前，登封市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在晋窑村开工了，晋中超是它的第一批工人。在陆陆续续进厂的三批100多位工人中，大部分就来自晋窑村，其中，20余人在2009年被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为矽肺，3人已经死亡。

　　8月30日，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洛阳市已有两家玻璃行业的上市公司。此前上市的，是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其背景是央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硅砂加工，是玻璃行业的上游产业，硅砂厂连片地分布在洛阳市及周边的郑州登封市等地区。而一些采用干破工艺的硅砂厂中，矽肺，正在集中爆发。干破硅砂厂，成为当地人不敢进去打工的“死亡工厂”。

　　早报记者在洛阳、登封经过数天调查石英砂厂工作环境及两地尘肺病人情况时发现，这个被集中检查出矽肺病工人的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洛阳玻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家族式”尘肺

　　8月31日，记者在晋窑村采访时，村民何云章说：到明天，哥哥去世整一年。

　　何云章的哥哥何新义，虎年农历八月初四死亡，62岁，是全村诊断出矽肺的村民中第一个去世的。何云章说，何新义曾是国安硅砂公司的机修工。

　　从诊断结果出来以后，邻村的工友吴振营、吴振荣兄弟亦相继去世。

　　和晋中超、何新义以及吴家兄弟同一时期被诊断出矽肺的村民，包括：孟憨旦、孟相根父子，孟大伟、乔素英夫妇，何学治、何怀治兄弟，以及晋中超的堂兄晋中元等，共计12人。

　　之后，又有八九名村民被诊断出矽肺，包括与晋中超同龄的堂侄晋现伟，以及陈秋峰、乔大丰、李天成、李小根等。

　　而在更早之前，陈秋峰的亲叔叔陈始跃，疑似矽肺去世，如今已整整三年。

　　与晋中超情况类似的是，他的堂侄晋现伟在诊断出矽肺后，逐渐沉默，到现在一言不发也不动弹，成天只躺在床上，时不时流眼泪，连饭都不会自己吃。

　　“他好像心事老重。”弟媳李素娟说。

　　“我也睡不着，看到他一哭，我也哭。”晋现伟年近九十的爷爷含泪说。

　　在被诊断出尘肺病之后，晋中超的妻子也出现精神失常，他们3岁的女儿晋丰琳，如今寄养在哥嫂家中。

　　包括晋中超、晋现伟在内，晋窑村矽肺病人如今的普遍情况是，只有在咳嗽得厉害时，父母亲就找村卫生所的医生为他们输输液。

　　“每人两个月发一个口罩”

　　8月底，记者在晋窑村采访时，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大门紧闭，没有人迹。村民告诉记者，公司已停产好几个月了。

　　“在工作期间，只要一开机，就听见震耳的喀喀喀响声，看细粉飞扬，像大雾一样，看不清东西。放细粉和清地坑时呛得人直咳嗽，喘不过气。”晋中超的《自述材料》这样描述。

　　2009年8月，晋中超已转为肺气肿。为了做职业病诊断，晋中超由他人代写了《自述材料》。他自述，2001年至2004年间，他在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从事运料、破碎、放细粉、清地坑等工作。

　　乔大丰，今年38岁。他说，2002年，国安硅砂公司老板孙国安在村里招了第二批工人，乔大丰在自己进厂后，帮助工厂招募两名工人——同村的李天成和李小根。在2009年12月，三人全部被诊断为矽肺二期。

　　在进国安硅砂公司打工之前，乔大丰说，除了种地，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山上缺水，他们的庄稼至今都只能靠天吃饭。在国安硅砂公司，他的收入起初每天只有七八元，最多的每天也就是十五元，“不算高”。像他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壮年，能在本村打工，方便。

　　乔大丰在工厂三年，“破碎、清地坑，啥都干。”他说，粉尘最大的，就是放细粉和清地坑。

　　细粉，在硅砂生产中就类似于谷糠，是没有价值的粉末，在硅砂筛选过程中，过细的粉尘就被扬出，沉淀在地坑里。乔大丰从事的清地坑和放细粉工作，就是把沉淀在机器下方地坑里的细粉一下一下地铲出、装袋，然后搬运走。

　　乔大丰说，地坑大约有一两米深，细粉多的时候，基本上有半坑，能清出五六吨细粉。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工厂没有安装除尘设备。

　　通常采用干破工艺的硅砂厂应采取密封措施，将易产生粉尘的破碎、筛选等机械密封在一个可密封的操作车间内，车间内再装备吸取粉尘的设备。

　　据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2009年11月，当地安监和卫生防疫部门对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检查结果显示，该厂有两套PPC气箱脉冲袋式除尘器，直接接触危害因素12人，因未达到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相关标准和要求，责令国安硅砂公司限期整改。

　　乔大丰等人说，国安硅砂公司的除尘设备，是在村民集中爆发尘肺病后才开始安装的，装好后实际使用总共才半个月。车间密封不好，“一刮风，公路上都是粉尘”，整个村子都是白茫茫一片。

　　而晋中超的《自述材料》提到：“厂里设备简陋，没有健康防护设施。工人仅靠一个普通口罩防护。2001年6月至11月工人上班连口罩也没有发过，11月以后至2002年，每人两个月发一个口罩。”

　　“不给乡政府添乱”

　　咳嗽、发烧、浑身无力，这是大部分尘肺病人反映的共同症状。

　　在知道可能是矽肺之前，晋中超有三四年时间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毛病，从村卫生所到乡卫生院，家人一直都只当感冒、肺结核治疗。直到2008年左右，登封市卫生防疫站的医务人员询问他，是否曾经在煤矿上打工？

　　“我说没有。”李新花说，“他说，这可能是职业病啊。”李新花这才想起来，儿子曾经在“干粉厂”（即干破石英砂厂）干过两三年。对方于是告诉她，晋中超很可能就是矽肺，“我们这才知道。”

　　李新花于是带着儿子去郑州，找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医生说让厂里出证明，做诊断，诊断出职业病，厂里才能给点钱。”李新花说，医院方告诉她，必须要有劳动合同，或者每年的体检情况、工资表等材料。

　　于是，李新花开始找硅砂公司老板，几趟下来，始终没见到老板。对方带话给她：“要拿出职业病诊断证明，才算。”

　　院方要厂里的劳动关系证明，厂里要院方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两处逼到一块了。”李新花说，“我儿子就没在别处干过。”但没有证明都不作数，一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晋中超依然拿不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和工厂的赔偿或补偿。

　　同样得不到诊断的，还有何新义。发烧不止的何新义，在2009年时连路都不能走了，何云章带他去拍片，“肺都已经成了白色。”

　　2009年，同样在河南省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一时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包括乔大丰、李新花、何云章等病人及家属们感觉到，长期困扰自己或家人的，可能就是和张海超一样的尘肺病。

　　“医院说机会到了。”李新花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之后，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这么告诉她。登封市卫生防疫站提出了代替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的新做法——写一份包含工厂情况的《自述材料》，找五名无病的工友证明，并由村委会盖章证明。

　　其中辗转数次，包括晋中超在内的12名村民，在2009年10月被诊断出矽肺，且都已经过了二期。

　　诊断结果至今没有换来国安硅砂有限公司的赔偿。而相应的，登封市君召乡政府给予了人均4万至5万元，作为村民“患尘肺病的全部经济补偿”。

　　补偿的同时，尘肺病患者（甲方）与君召乡政府（乙方）签署了协议，约定双方签字后：“甲方对侵权者的请求权、债权（即请求赔偿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甲方不再对侵权者享有请求赔偿权。”

　　此外，患上尘肺病的村民“自愿放弃就患尘肺病所享有的仲裁、诉讼权利”，“保证不再就同一事件、任何理由和方式（包括信访）向任何部门和企业提出赔偿要求”，如果违反，所领取的补偿金应如数退还给君召乡政府，并支付给君召乡政府违约金2万元。

　　村民们说，在签协议时，他们还被要求按乡政府提供的格式文本，写了一份《承诺书》，包括承诺不再要求政府和企业赔偿，不再向上级任何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问题，“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不给乡政府添乱”，“相信乡政府是公平公正的，最后结果如何，我都非常感激。”

　　何云章说，哥哥已经去世了，仅仅得到4.5万元补偿是不够的，他要为哥哥讨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