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村，癌症村？

　　27岁的李洪全和30岁的蔡冲娥是兴隆村里最晚婚的一对。李洪全告诉本刊记者，俩人一直都没遇到命定的缘分，一直到2007年经过朋友的介绍才相识。2009年初李洪全跟着蔡冲娥回家见家长，谈婚论嫁提上了日程。因为结婚晚，婚事更要像模像样，李洪全的父母拿出全部积蓄，再加上他自己跑车的收入凑了20万块钱，盖起了宽敞开阔的3间新房，迎接新娘，开始人生的新阶段。

　　今年3月初，蔡冲娥回娘家小住，再回来的时候带来了家里即将添上新成员的消息。李洪全说：“产检一切都很正常。我对她更好了，不让她种地，也不让她一个人出门，到哪里都是我陪着，原来回娘家她自己去，怀上后都是我接送。”其间，蔡冲娥得过一次感冒，吃了感冒药，还打了吊针。“都说孕妇吃感冒药不好，我怕孩子有问题，就跟她商量不要这一个了。”李洪全告诉本刊记者，“她内心很要强，因为结婚晚，村里会有些说她高龄产妇的风言风语，她就想把孩子生下来。其实，我心里一点都不在乎这些，如果我在乎也不会跟她好。”李洪全说，因为妻子的坚持，他也没再起打掉孩子的念头，随着蔡冲娥的肚子越来越大，他和母亲也开始准备宝宝穿的衣服，迎接新生儿。

　　6月17日晚上，蔡冲娥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就喊胸疼，李洪全不敢马虎，立刻开车带她去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很快就确诊蔡冲娥得的是血小板减少，因为当时她还伴有肠炎。只能先住下等待病情稳定再另做打算。“我们在曲靖住了22天，她前胸后背出现了血点，后来就衰弱得走不动路了。”医生建议他们到省一级医院做手术，拿掉孩子再治疗大人。

　　李洪全说，在昆明住了几天后，带去的钱花光了，他只好留下岳母照顾妻子，自己回村凑钱。“我盖房子、结婚和在曲靖住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跟亲戚借一些，再借些高利贷，然后把车卖了，实在不行把房子也卖了，能凑个30万元左右。钱我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要把人救活。”李洪全辗转反侧想到半夜，准备第二天带着倾家荡产的决心回昆明全力治病的时候，医院的护士长打来电话，蔡冲娥不行了。

　　“我们晚上22点才通过电话，她头晕，我安慰她说高血压不可能不晕，没想到几小时之后病情就恶化了。”李洪全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早上7点钟。“她已经不能讲话，一呼吸就从鼻子和嘴里流血，但是神志还是清醒的，一看见我就拉住我的手。”李洪全告诉本刊记者。7月20日中午，蔡冲娥在昆明的医院里去世。在她去世前的两三分钟，胎儿先于妈妈停止了呼吸。李洪全把妻子带回陆良，找人把儿子拿了出来，穿上准备好的婴儿装，又买了一个1米长的小棺材，葬在了妈妈的身边。

　　蔡冲娥是兴隆村最近的发“怪病”患者，除了她以外，还有两个月之前被诊断为喉癌刚刚做完手术不能讲话的唐文柄和肺癌晚期放弃治疗的王建有，他们的绝望和贫病交加成了全体村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村里最先得癌症死掉的是40多岁的刘茂先和50多岁的常保强，那是2006年，两个人相差了一星期。”村民常小乔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时间相距很近，当时癌症成了村里一个话题，并且在此之后，村民们发现接二连三有人因癌症去世，他们解释不了致病的原因，但是觉得一定跟周边的化工厂污染有关。村主任张德明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他们通过“人大”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政府对16岁以上的村民每年进行一次体检，如果发现癌症可以早治疗。接到这个提案，陆良县疾控中心对村里做过一次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兴隆村民的健康状况与其他村并无差异。在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看来，单独的癌症病例和癌症死亡人数并不能说明癌症村的问题，必须要放在村子的总人数里计算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但是，这些结论的来龙去脉村民们并不清楚，他们看到的还是一个个得了癌症的身边人，癌症村的传言在最近几年一直不断。

　　8月14日，为了回应癌症村的报道，陆良县疾控中心公布了一份2008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的死因监测报告，兴隆村的死亡率同参照物镇上的小百户村相当，恶性肿瘤的死亡率排在死因顺序的第六位。与这个报告同时公布的还有《兴隆村2002到2010年肿瘤疾病病例统计表》，兴隆村这几年一共有14例癌症患者，其中死亡11人。村民自发统计过另一份癌症患病和死亡的名单，上面的每个病例都有名字、身份证号、死亡原因、发现时间、死亡时间。村主任张德明告诉本刊记者，疾控中心的统计要以医院的诊断为依据，可是村民们有些还来不及诊断就死亡了。这份民间的癌症名单是33人，与县里的数据差距很大。本刊记者把这份民间名单交给了陆良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经过陆良疾控中心重新做的入户调查，民间名单中有8人同疾控中心的官方数据相同，5人的疾病原因无法查证，3人查无此人，15人患的是免疫缺陷性贫血、肺结核、肺气肿等其他疾病，另外今年发现的唐文柄和王建有不在民间名单之内。

　　村庄与工厂的共存和博弈

　　8月20日上午，200多名兴隆村村民聚集在陆良县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门口，要求为全体村民体检和工厂搬迁，陆良县政府派驻工作组到村里劝说和搜集民意，直到16点围在工厂门口的村民才散去。多年以来兴隆村和化工厂就在这样的打打合合中走过。

　　陆良县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占的是兴隆村四组的土地，当时本地一位姓高的老板以每亩地800块钱的价格征地100亩准备修炼锌厂。“我们当时是愿意把地卖了的，手头可以有些钱，可是没有用尺具体测量面积，只是大概画了一下范围而已。”村民王和云告诉本刊记者。这给后来的纠纷埋下了隐患。厂房刚盖起来还没有生产，高老板夫妻就出车祸去世了。这块地短暂地变成过养狗场。因为建设炼锌厂的贷款还不上，这块地被收回拍卖。“拍卖的价格是1万块钱1亩地，经过测量那块地有140亩地。我们就找到县上，要求补回40亩地。”常小乔说。

　　接手地块的是陆良县化工厂。“2001年1月份，我听到小道消息，化工厂的厂长和经理私下跟当时的村主任和副主任说要在这里建化工厂。”时任兴隆村书记的常小乔说。“这块地上有上千棵桉树，能值七八万块钱，谁同意建厂这些树会白送给谁，我觉得村里有部分人想通过这个捞油水。”常小乔告诉本刊记者，他是高中毕业学过化学，通过查字典知道红矾钠有毒性，心里就不同意建化工厂。当年的3月17日和3月19日，化工厂的厂长、经理和主管工业的副县长、环保局长两次找常小乔商议，他都没同意。“我们最后一次在老厂谈到晚上22点半，最后樊副县长说这是支柱产业，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常小乔告诉记者，当晚的谈话很不愉快，最后都没有一路离开，他自己叫出租车回的家。

　　常小乔的反对跟要求补回40亩地的村民们站到了一起，从工厂开工建设，村民们就经常有上百人堵在通往工厂的公路上或者在工厂的大门口挖深沟阻止运送建筑材料的车辆通过。常小乔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劝服村民工作不力，镇党委会开会免了他的村支书职务。到了5月份，闹得严重时镇派出所和县公安局都来了人，抓了村民常乔一等4个人回去在县公安局的沙发上坐了一夜。化工厂就在村民要补偿的反对声中建成了，2002年正式生产，2005年通过股权交易变成了现在的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新主人同兴隆村并非不相往来，和气生财。兴隆村村主任张德明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村里要建党校，资金不足，就找到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协商，厂里很好协调，出了3万块钱解决村里的难题。2007年，兴隆村对老化的自来水管网进行改造，陆良化工厂出了10万块钱的工程款。2009年，供销社旁边的村小学年久失修成了危房，“陆良化工厂对改建学校很热心，捐了50万块钱，建了现在两楼一底的小学，也是我们县里一流的学校”。张德明告诉记者，因为建小学化工厂的工作人员发现村里孩子的书包破破烂烂，2010年又出了2万块钱给学生捐了书包。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大旱，庄稼长得不好，村民们想把村里的庙翻修一下以祈求来缓解干旱，他们没有通过村主任张德明，自己找到厂里要了15万块钱。

　　与污染为邻

　　在常小乔的记忆里，化工厂一开工就立刻印证了他从前的担忧。“那年底，化工厂附近的水稻、果林和烤烟收成都受到了影响。庄稼就收了一点点，而且外表脏得像井下挖煤一样。”陆良化工厂周围兴隆村三组和四组的村民也从找政府要40亩的补偿转为状告污染。实际上兴隆村附近并非只有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一家化工厂，沿着南盘江边竖立着各种巨大的罐子，这是陆良县城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西桥工业园。

　　西桥工业园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地处南盘江边的环境敏感地带，西桥工业园的污染问题一直被关注，2009年9月17日的《曲靖日报》上刊登着关于西桥工业园淘汰落后产能、整治环境的报道：“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门类全、污染严重的特点，跑、冒、滴、漏污染环境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陆良县城环境空气质量及南盘江水质安全。”经过对造纸、水泥、化工三大门类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了2010年，西桥工业园区剩下包括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等9家化工、造纸、冶炼企业。在当年关于南盘江水质的采访里，陆良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介绍，园区里只有银河纸业排工业废水，其他企业都实现零排放。银河纸业为解决工业废水排放，自建有污水处理设施，并在排水口设置了实时监测设备。另一家龙海化工则将工厂排污分别承包给上海的两家环保公司。根据监测南盘江水质基本达三类水标准，而砷、铬、氨、氮达到云南省要求的四类水质标准。但是，工业园区的工业废水虽然都是达标排放，生活污水却只经过污水池简单沉淀，就直接排入南盘江。

　　这些宏观的背景具体到小小的兴隆村是多年来的污染纠纷。村主任张德明告诉本刊记者，前年4月份兴隆行政村下辖的3个自然村五六百亩地的秧苗全部死亡。他把镇农科所和县环境监察大队都叫到了现场。“农科所的结论是灌溉用的南盘江水水质出问题导致的，但是具体是水里的什么超标，哪个工厂出的问题，环保局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负责调解环境污染纠纷的陆良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王宏华向本刊记者解释了当时的情况：他们沿着南盘江把整个工业园区排查了一遍，抓到生产硫酸的龙海化工有部分水下去了。按照程序，应该由农业部门出具权威鉴定报告，认定秧苗死亡与化工厂有关，环境监察大队才能要求化工厂赔偿。但是，“镇上的农科所没有鉴定资质，整个曲靖市都没有这样的检测仪器，必须到省里检验。可是农民请不动专家，也承担不起这些费用”。王宏华说，龙海化工当时一定要鉴定证据，否则不同意赔偿。监察大队和县里协调了好几次，他们才同意拿出40万元赔偿款。兴隆村又请示政府开闸放水把污水冲走，再进行灌溉。去年大旱，村里没有栽秧，今年5月份栽种的秧苗又死了。张德明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是前年的残留物在土壤里出的问题。王宏华对这个结论并没有肯定的答复。但是，前年就没找到追根究底的原因，今年找哪家企业赔偿看来都要经历一番口舌。张德明刚刚统计出来今年的损失是400亩地，还没报到上面寻求解决方法，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就出事儿了，全县都在围绕这件事，赔偿的事情只能暂时搁下。

　　除了灌溉污染，村里受到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有些厂区的烟囱白天看不见，可是有在外打工的村民晚上换班回家发现烟囱晚上偷偷排放。”张德明告诉本刊记者，陆良化工厂附近还有一个电解锌厂，白白的重金属落在庄稼上擦都擦不掉，只能等雨水自然冲刷。虽然王宏华告诉本刊记者，这个电解锌厂当时只试生产了一个月，后来因为锌价下跌一直没生产，最近准备重新开工还没进行环保验收。但是，这些都不代表当时没有偷偷排放。张德明还担心工厂的各种堆渣，他说：“在距我们村1公里的地方有一家生产化肥的工厂，他们的堆渣像山头那么大，农户就去拉这些废料拌在地里起化肥的作用。但是，这些堆渣会造成砷超标，是慢性中毒。”王宏华的解释跟张德明有些出入，这家化工厂生产的是磷酸钙，产生的废渣是磷石膏，因为含有磷，老百姓拉去改良土壤。但是，这毕竟是化工废渣，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用在土壤里是不安全的。他们不同意农民拉这些废渣。现在工厂旁开了一家解性厂，把磷石膏转化为水泥添加剂和装饰公司的石膏线条。但是否能完全杜绝没有专业知识的农民误用化工废渣，并没有肯定的答案。

　　西桥工业园里，村民和化工厂之间多年来因为污染的数次纠纷并没有根本的解决之道，陆良县的“十二五”规划里准备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园区，把西桥工业园搬离敏感地带。“但是，一建一搬是个需要时间的大工程，这回出了事情政府最后下了决心。”曲靖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20年的铬渣堆

　　本刊记者看到，陆良化工厂的铬渣堆几乎改变了这段南盘江岸的地貌，如果不仔细辨认，还以为同背后山坡高度相当的铬渣堆是天然形成，旁边平坦的稻田才是人工开垦。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汤再杨告诉本刊记者，从1988年陆良化工厂成立后，铬渣就一直堆在这个位置。“现在看铬渣堆在南盘江边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县里连环保局还没有呢，并没有环保的概念。”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聂永丰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固体废物堆在全国很常见，特别是在河边，很多人原来认为堆放在河边，水来了冲走是一种自然减少废物的方法。固体废物污染原来是作为水污染里的一样，大约五六年前，国家认识到固体废物堆对环境的危害，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了一个历史堆陈无害化处理的项目，要求各省向上报这种历史堆陈，国家给部分补助来处理。

　　2006年，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争取到这个还在试验阶段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补助45%，企业自己拿出55%开始项目建设。聂永丰告诉本刊记者，采用何种技术当时在学术界有争论，干法解毒的速度慢，针对这种历史堆陈，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如果采用湿法解毒，在两三年内就可以完成无害化处理，但是企业有更多的考虑。汤再杨说，干法解毒的好处在于可以实现铬渣的资源化，湿法解毒再利用上比较麻烦。他们选择了天津一家化工厂的设备，采用干法解毒。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当时在全国上得比较早，技术上还是由试验走向大工业生产的论证工程，原定的年处理量5万吨在实际运行中生产能力只有2万吨。项目进行了4年多，28万多吨的铬渣堆只减少了14万吨。2008年，陆良化工向国家汇报了进度跟不上的情况，在新征的300亩土地上建设了铬渣无害化处理的二期工程，建成后年处理量是6万吨。

　　二期工程没完工之前，日常生产产生的铬渣和历史堆陈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消化，汤再杨告诉本刊记者，从前一直是给水泥厂做矿化剂，但是随着这两年陆良县工业产业调整，水泥厂不再需要铬渣的那种技术，铬渣的综合利用必须往外延伸。因为铬渣中含有Fe2O3等成分，可以在炼铁中代替石粉作为烧结矿辅料，陆良化工寻找到的新客户是贵州省兴义市三力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上规定，甲方负责装车和承担每吨100元的运费，乙方负责找车和确保在运输和使用中不雨淋、不飞扬、不渗漏。这个粗放的协议并不符合铬渣运输要执行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必须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经批准后，产生单位应当向移出地环保部门申请领取联单，并在转移前3日内报告移出地环保部门，同时将预期到达时间报告接受地环保部门。在向移出地环保部门申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后，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移出地环保部门、运输单位、接受单位和接受地环保部门都应在转移的每一个环节履行核实、填写联单并保留联单回执、存档等手续。

　　实际情况是，曲靖本地人吴兴怀、刘兴水成为乙方三力燃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承运人。吴兴怀和刘兴水是表兄弟，刘兴水所在的麒麟区越州镇寨上村村支书张石建告诉本刊记者，刘兴水算是村里有经济头脑的人，上世纪90年代末就全家外出经商，地租给别人种，很少回村。但是这些年来不知是何缘故，并没有发达，他家住的还是村里最为普通的瓦房，也没见他开什么车回村。他从山上收煤再卖到外面去，因为诚信问题经营了不长时间就做不下去了，在村里人际关系也不算好，村民不太找他办事情。

　　4月底，陆良化工运一车铬渣到贵州做实验，吴、刘测算每吨100元的运费，刨除油费、司机费用，两个人无利可图。根据陆良警方的调查，他们于是找到了协议的漏洞，陆良化工在铬渣过秤之后就付运费，并不需要贵州方面的回执，两人雇佣司机把铬渣运出后，就近倾倒在他们熟悉的麒麟区隐蔽处，每吨支付给司机35元，自己可以赚到65元。

　　这种偷倒做法并没有隐瞒住，5月中旬司机在麒麟区三宝镇张家营村范围内的黑煤炭沟倾倒铬渣时被村支书陆国良发现。陆国良上前阻止不成，司机开车逃跑，陆国良和张家营村的村民记下了车牌号。此后，张家营村的村民连续5天守在黑煤炭沟，司机就没有了倾倒的机会。

　　导火线：75只羊和一匹马的死亡

　　6月7日和8日，曲靖下了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场雨，“有点大，下了一点山水，在山沟里积了一些水”。陆国良告诉本刊记者。6月11日10点左右，三宝镇张家营村的村民包小霜和邻居赶着75只羊和一匹马上山吃草。“我们原来一直都是在温泉放牧，那个地方的草吃光了，我们就想调个地方，找到八仙桥这里。”包小霜说。那天天气特别热，到中午，羊和马就跑到水塘喝水。“水塘里的水有些淡黄色，上面还漂浮着像铁锅生锈的红色。”包小霜告诉本刊记者，17点多钟，赶着羊和马回家，在途中羊就不吃草了。“我想羊可能是病了，回到家所有羊的肚子都涨了起来。”23点开始，羊陆续死亡，一家人只能软在羊圈旁边哭。“我家因为老人过世欠了3万块钱的债，养这些羊就是为了能还债，本来到今年底有20多只都可以卖了。”她打电话给村干部，报告了这个异常的情况。

　　6月12日早上7点半，村支书陆国良打电话向镇长反映情况，畜牧站、卫生院、环保所、安监所的人都到了现场，经过对羊解剖确定为中毒。到了中午，区里相关部门也都来了人，众人把回忆拼凑起来，陆国良联想到5月中旬发现的偷倒垃圾。“我原来跟水泥厂打交道，见过水泥厂有这种铬渣，平时用塑料布盖住，用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块，但是这东西有没有毒，毒性多大原来我不知道。”根据张家营村村民们在5月中旬记下的车牌号码，公安局顺藤摸瓜找到了一系列的责任人。

　　5000多吨铬渣中有四五百吨左右倒在了三宝镇张家营村范围内，其他几千吨都倒在了越州镇大梨树村通往山上采砂场的山路沿线，因为6月初的那场大雨，倒在山上的铬渣通过山沟流入了当地人用来灌溉的叉冲水库。事发后，陆良化工厂把倾倒地点的铬渣和往下30厘米的土壤全部回收回厂，将叉冲水库的水全部抽干，淤泥也要回收，毒死的羊按照每斤30元钱的市价赔给农户。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两个月后却被报道出来，一直没有被解答的对癌症的疑问、西桥工业园里多次的污染纠纷，还有南盘江边堆积成山还没来得及处理的铬渣都进入了公众视线，才终于变成全国关注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