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山西的热点新闻或许可以这么概括：上半年是“晋官难当”，下半年是“煤老板难当”。“晋官难当”不再复述，而“煤老板难当”或许值得多说几句。

比起运气不好的官员，煤老板运气不好的比例要高得多。据业内人士透露，在这次限时由七家大型国企兼并收购的煤企重组中，一些没赶上好时机的煤老板们损失不小（编注：据《经济半小时》报道，来自温州的练某前年花2亿元购买了一座煤矿，之后又出资进行改造。然而，在这次兼并重组中，评估公司给出的报价仅6500万元）。比起丢掉乌纱帽的官员来说，煤老板要难当得多。

在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时，也许不需要经济学家们强调兼并时应当尊重产权、尊重法律，更不需要他们再次强调落实产权制度对煤老板加大安全投入和有效利用矿产资源的激励作用。2004年，山西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煤炭新政时，时任省长张宝顺就把产权问题对安全和资源利用的激励作用说得非常清楚了。

山西煤政由承包制到产权明晰再到被国企强行兼并，政策变迁不单是回到起点，而是对民营资本涉足煤矿的一次彻底整合。我认为，这种规模化的国进民退，是持续矿难事故的现实压力下必然的选择。

其实，在巨大压力下，山西省近年来已经一次次提高民营资本进入门槛、不断兼并矿井，应当说就安全、效率与矿产资源利用率而言，已有相当明显的收效。伴随着单井产量标准从9万吨到15万吨、再到21万吨、30万吨的不断提升，山西民营煤矿技术和资本集约化程度迅速提高。山西近几年的百万吨死亡人数大大低于全国水平。不幸的是，因为山西煤炭巨大的产量，构成新闻的重大事故几乎都发生在山西。

这些重大事故使山西官员承受着巨大的问责压力。

官员问责惯例的出现，是不小的政治进步，但中国式问责，是高层在基层事发后对公众和社会的交代，而非依据明确的权责对等原则由基层或同级裁夺。问责虽然一直在推行，但问责的基础，即官员权责的边界，却始终缺乏量化的、具体的规范。落实到现实层面，问责就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问责的依据更容易变成一种高层对形势的政治性判断——事故的社会关注程度决定了罢免官员层级高低，是今天已形成的基本规律。

中国的国情往往是官员的权力大过责任，但在生产安全上，却形成了权力与责任反向倒挂的奇特现象。即便一个地方官员高度重视辖地的生产安全，但因为管辖权所限，而难有实际作为，一旦事故够大，则必须辞职。“晋官难当”的感慨正是由此而来。

在这种问责制下，我们不妨做一推论，若近几年山西的煤炭开采死亡率上升一倍，但不发生一起5人以上的事故，山西留给全国“血煤”的印象会有今天这么强烈么？煤老板们会在近两年每出事故必集体停产的整顿中，突然等到出局的噩耗吗？或许，会有另外一种情形。

当然，煤老板消失，民营变国营，不意味着事故率会必然降低，重大事故数量会减少。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天山西被兼并的民企，其技术设备和安全防控水平，并不都比兼并者低。此次负责重新整合山西煤炭资源的七家大型国企中，个别兼并主体，涉足煤炭开采业务时间不长，谈不上有丰富的采矿管理经验。而这七家国企集团，要消化掉新兼并来的大量产能，短期内需要抽调和培养大批各层级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这未必不构成新的安全隐患。

但由国企完全代替民企，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在山西各地煤矿的管辖权上收的同时，事故的责任也被一并上收，国企煤矿事故的责任与地方基层政府完全脱钩，而对这些省属国企的直管层级来说，由于这些国企集团自身拥有相对明确独立的生产安全权责，他们应承担的事故问责压力远小于民企事故的问责压力——煤老板被赶走了，再出事故，确非为政之失，实乃人谋不及。

告别煤老板，迎来国企，对基层政府和地方利益来说，当然是个莫大损失。除了直接的财政损失外，还有煤老板们在大都市一掷千金引来全国侧目之时，不忘造福桑梓的种种善举。这些年来，随着煤价一日千里，地方政府出台了种种门类齐全的硬性摊派任务，以成全煤老板们不忘家乡的愿望。今天，国企在兼并民营煤矿时，地方政府试图说服他们顺带兼并种种善举的任务，未获成功。

不过，对近两年来战战兢兢感叹“晋官难当”的山西各级父母官来说，也许煤老板走后，晋官从此不再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