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被再次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安全生产工作而言,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也是安监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安监部门尽职履职的重要工作。
3月20日,20多名来自安全监管、煤矿安全监察一线的局长及6名煤矿矿长,齐聚一堂,为扭住遏制重特大事故这个“牛鼻子”建言献策。
“我们要来一次汇总,来一次动员。”这场以遏制重特大事故为主题的工作座谈会,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主持。他开诚布公地对与会人员说,“重特大事故频发是当前安全生产领域最明显的短板,是冲击群众安全感最突出的问题”,“要多讲有用的招,多提好的建议”,“把遏制重特大事故摆在重中之重的突出位置,刻不容缓推动落实”。
从探寻规律性入手
善于把握规律,是认识事物、做好工作的关键。遏制重特大事故,也离不开对规律的探寻。在今年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专门谈到,要深入研究事故发生的规律特点。在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座谈会上,记者发现,重视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大家寻找切入点的一致思路。
春节过后,总局便成立了由副局长徐绍川任组长的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专责小组。该小组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2001年以来全国1300多起重特大事故进行重点研究。据徐绍川介绍,确有几方面特点值得关注:从时段节点看,一年中的3月、8月、10月、11月重特大事故多发,一周中周一、周六重特大事故易发;从行业领域看,煤矿、道路交通重特大事故占比超70%,危化品、工商贸其他等行业领域重特大事故呈上升趋势;从地区看,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重特大事故多发等(见右图)。目前,总局还在进行国内外重特大事故发生规律课题研究,以期更深入地探寻事故发生规律,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提供支撑。
对此,各地也在探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王昊文分析了该省近十年来发生的较大以上事故的规律特点,如煤矿事故,渭南、榆林、铜川多发,且近年来呈现出从关中地区向陕北地区转移的趋势;陕南地区及延安是道路交通事故的易发区。值得一提的是,陕西一年中事故多发时段为4月、7月、10月、11月,与总局发现的时段规律既有偏差又有吻合。王昊文认为,这恰恰表明了地域特征。“陕西春节假期后开工晚,风险相对暴露得晚一些。而陕西比其他地方热得早,作为一年中最热的月份,7月易发生事故。”他说。
河北煤监局梳理了2001年至2015年该省发生的664起煤矿事故,并总结出三条规律:瓦斯事故死亡人数最多,水害事故经济损失最大,小煤矿是重特大事故的祸端。
不过,很多与会人员认为,要想探寻出真正能指导实践的规律特点,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除了要探寻事故规律外,还应积极寻找经济规律,关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带来的不安全因素。除了在国家层面上探寻规律外,各地都应根据地域特色,结合产业结构特点,找寻潜藏的规律特点,进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实践。
在结构转型中找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对此,与会人员普遍认为,遏制重特大事故,除要遵循规律外,还要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顺势而为。
近年来,山东省严把准入关,淘汰了一批“小散乱”和安全缺乏保障的企业。对此,山东省安监局局长付伟最大的感受是,“抓安全心里更有底了”。他认为,中央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安全生产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应把安全生产条件作为调结构、去产能、补短板的一项重要措施,融入到各地的供给侧改革之中”。
付伟建议,各地不能简单地强调安全一个方面,应力争把安全和环保、节能、质效等放在一个大盘子内统筹考虑,共同划定准入标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这样,既能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又能充分发挥各部门合力。去年12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加快全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专门从安全、环保、节能三方面分别明确了硬指标。
对此,吉林省安监局局长柴伟持同样看法:“可以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机,实施安全生产‘加减法’。”“加”就是推动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同步更新、增设安全设施;“减”就是通过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工艺设备。通过一加一减,解决在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方面政策不完备、落实效果不好的问题。
事实上,一些行动较早的地方,已经收到提高安全标准、推动产业升级的“双赢”效果。从2010年至今,江苏泰州严控危化品项目,危化品企业数量减少超41%,但销售收入增长了135%。
然而,一些与会人员坦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企业不愿投入、无钱投入,已成为阻碍企业安全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的现实困难。座谈会上,围绕这一问题,大家也提供了一些解决思路,如充分用好现有安全费用提取、安全设备购置等优惠政策,以及政府设立的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研究完善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等等。
多在前瞻性上做文章
近年来,一些行业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大量应用,导致新风险、新问题逐渐显露,由此引发的事故也层出不穷。
总局在梳理重特大事故时发现,一些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领域的风险日渐积聚。比如,超高层建筑、城市综合运行体、城市轨道交通的火灾、踩踏风险,科研院校存储、使用危化品等环节的安全风险,互联网平台客运服务、快递物流企业的安全风险,废弃物处置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安全风险等(见上图)。
对此,很多与会人员也深有体会。
作为烟花爆竹之乡,湖南浏阳近年来通过严执法、严管控等举措,实现了烟花爆竹生产经营领域的提档升级、安全有序,但随着国内烟花爆竹市场日益萎缩,产品库存量不断增长,由此引发的安全风险亟待重视。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不断推进。在建设中,因适用的新标准、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可能带来的新问题、潜藏的新风险,都需要监管部门作出预判,避免“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一些有过切肤之痛的地方,正在进行安全风险防控探索。天津初步建立了危化品在线监测平台,将全市负有危化品监管职责的部门、首批1466家危化品企业全部接入。该平台具备一张图综合展示、实时视频监控、日报表、报警处理等功能,不仅方便企业加强日常管理,而且便于监管部门实时监控企业。天津市安监局局长魏青松介绍,天津还出台了新规,要求即便新建非危化品项目,只要项目所在区域内有危化品企业,就必须征询安监部门意见。江苏目前正推动建立企业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双重管理制度,以县为单位,根据县域产业特色,开展重点环节风险研判。广东深圳也对现有高风险项目逐个评估,研究提出新的搬迁计划。
不过,就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看,目前各地开展的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大多处于起步阶段,在风险研判、防控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很有限,对新兴领域可能暴露出的问题尚未做深入研究。对此,杨焕宁勉励大家,对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要提前想一想,看得远一些,不断增强工作主动性、预见性、有效性。
联合发力方能解难题
在今年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被提出。但一些地方存在误解,认为当地多年未发生重特大事故,这项工作与己无关。在这次座谈会上,杨焕宁专门强调,要把遏制重特大事故与安全生产其他工作紧密结合,切实发挥其牵动近期工作和长远建设的作用。同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工作合力。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也分享了在发挥合力上的经验做法。山东泰安建立商谈研判机制,组织专家、技术人员、一线员工等,定期研判风险。甘肃兰州建立了倒查机制,负责倒查的不是安监部门,而是各级党委、政府。福建福州采取“企业周自查、部门月抽查、行业季互查、专家帮助查、远程监控查”的办法,跨部门、跨区域多方发力。
付伟结合实践提出,应着力建立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共同参与执法的格局,形成打击违法的高压态势。他举了个例子,去年9月,山东淄博市委政法委组织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安监局共同出台了《关于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的意见》。此后,该市各级公安机关拘留涉嫌安全生产违法人员335人,对1名抗拒安全生产执法的企业负责人依法行政拘留,并公开曝光,发挥了极强震慑作用。
江苏省安监局局长陈正邦认为,强化社会共治应加快培育安全中介市场,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同时,探索建立职工共治制度,利用工会这一桥梁纽带,把职工变成防控风险的“哨兵”。
对此,杨焕宁认为,除了要重视调动各方力量外,还应在协调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上多动脑筋、多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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