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尊严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分析指出，由于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隐匿性的特点，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职业病要大于报告数量。

　　在中国，尘肺病是最主要的职业病，约占职业病病人总数的80%，近年平均每年报告新发病例1万多例。由于职业病危害范围广，许多中小企业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恶劣，劳动者缺乏必要的职业病防护。而尘肺病等慢性职业病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愈，伤残率高，严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尤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群发性职业病事件屡有发生。近几年发生福建省仙游县、安徽省凤阳县以及甘肃古浪、四川沐川县农民工尘肺病等事件，一次性造成几十人甚至百余人患病，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尘肺病集中爆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责任不落实，企业生产经营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严重的唯利是图，存在大量违法行为。其次，政府监管的缺失，甚至失职失察。一些地方政府无视经济发展与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平衡关系，未能将职业病防治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部分地方和部门监管形同虚设，甚至相互勾结，从中渔利。

　　这位人士指出，在当前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患者的职业病诊断难和维权难，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有意设置门槛将社会问题复杂化，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将社会问题集中堆积的做法不仅将患者推向生活的绝境，同时也涉嫌纵容违法行为的延续。

　　在甘肃古浪大救援行动中，展开微博救援的网友认为：

　　“用人单位违法成本极低，是尘肺病最为突出的矛盾。”

　　“生命高于一切。在法律框架下追究违法企业主的法律责任，尤其是要追究刑责。”

　　诚如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尘肺病研究所所长周新长在其论文《农民工群体患尘肺病现象令人担忧》中所言：我们有同情，更多的是担忧。假如我们的用人单位能设身处地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场所，假如我们的职业健康查体机构能够及时、定期多为农民工在岗前、岗中、离岗后进行查体，假如当地医疗机构能够多一些尘肺病诊断知识，假如我们的医疗机构能为工人们报销一些医疗费用，假如我们劳动者自身能多一些个人防护知识……这样像陈德金、张海超、马江山、陈谢忠以及更多身患尘肺病的人就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不是结尾的结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带来的是即将大规模爆发的农民工职业病问题，在维权赔偿道路需要漫长时间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农民工的救助问题？政府在追求GDP的同时，如何让尘肺病农民工有尊严地站着死去？

　　对古浪尘肺的救助，在媒体介入、网友呼应、民间慈善的合力下，尽管政府职能部门迟到。但最终的结果依然值得肯定，“古浪救援模式”也不妨可以为其他地区效仿，即在搜集证据、积极维权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对所有农民工进行体检，确定患者的具体人数和病情，救济方面由民政部门出面，考虑为濒临绝境的尘肺家庭办理低保(在武威地区看病也是“零支付”)，最大限度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帮助。资金方面，由政府出资和社会募捐组成，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解决救助缺口，先解决好时下最要紧的救人问题，至于问责和赔偿，可以逐步推进。

　　古浪县方面在救治资金到位后，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关于对职业病患者进行定期体检的有关规定，并筛查确定实施肺灌洗手术患者，专门召开会议就尘肺病患者复检和肺灌洗术前健康体检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制定出台尘肺病患者复检、术前体检、肺灌洗手术安排方案。

　　从2月11日起，古浪县安排由劳动、卫生部门和黑松驿镇等有关乡镇负责，组织对尘肺病患者进行复检和肺灌洗手术前职业性健康体检。

　　尽管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急需进行救治的马江山依然没有摆脱坎坎坷坷。因病情加重，马江山不得不转院武威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尽管马江山自己“是死是活都要洗一次肺”的想法目前有些不太符合医学条件，但能给最危重的尘肺病人最好的治疗手段，不仅仅是患者的想法，恐怕也是所有救助者共同的愿望。

　　“现在病情越来越重，却无钱治病，借款也无法偿还。”他说，“好在经过两年的努力，于2010年4月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但由于没有相关的劳动关系，索赔至今没有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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