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案：地铁有没有甩站?

　　“当人群密度达到一定极限时，就会由于拥挤过度导致人员之间互相影响，甚至引发推挤及被动移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人员跌倒，人群将来不及反应，造成踩踏。”这段关于踩踏的标准描述来自于一篇引用率颇高的论文(《公共场所踩踏事故分析》孙超，吴宗之)，文章说：目前国内外对于人员拥挤的判别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有规定指出景区、景点内达到1㎡/人、室外达到0.75㎡/人，即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国家行政学院钟开斌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海的踩踏事件他今天一直在关注。他认为应当从活动前的风险防控、活动中的防控措施、活动之外的公共安全教育现状来反思这个事件。

　　“首先，要考察大型活动的风险评估是否到位。”钟开斌说：“尤其是上海跨年这样的事情，需要考虑敏感时间、敏感地点、敏感人群对应的风险。具体来说要考察单位时间内人流数量、人员结构如何组成等问题。应急预案是依据风险评估来制作的。”

　　“我们如果对事发现场画几个圈来表示，最外层的一圈要考虑的是活动周边道路交通的问题。这包括地铁过站是否甩站通过，沿线公交是否封站等措施。我记得往年上海跨年地铁都是甩站通过，今年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

　　“往里面一个圈是关键路口、临近道路(相对核心区域来说)的人流控制问题，这包括人员是否要切割分片等具体措施。再往里面一个圈才是核心现场即活动举办地点的管控，要考虑在核心区域的人群究竟是一千一千地进入，还是完全就是敞开的进入。”

        台阶：忽视台阶是造成挤踏事件原因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腾五晓也认为应当针对特定问题订制预案，“比如踩踏的预案，现在来看，陈毅广场是台阶式的，如果人流拥挤，毫无疑问是有可能发生踩踏事故的。”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多篇文献发现，包括前述论文在内的多篇论文均提到“公众聚集场所疏散走道的路面设计不当也是造成群体性挤踏事件的重要原因。路面不平、摩擦系数小或使用台阶、斜坡不仅会降低人群行进的速度 , 而且会因为某个个体行进速度的被迫降低或摔倒引发‘ 多米诺骨牌 ’效应。”

　　“一般来说，大型活动的预案还包括哪些事情谁来做，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踩踏，爆炸，燃放烟花爆竹等)，如何应对等。”腾五晓认为：“在制定预案的时候应该分析各种情况，我们可能预防不了有人会大吼一声，有人会发代金券，但可以预计这些事情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腾晓五认为陈毅广场式的台阶在每个地方都是存在的，“这里并不是要求每个地方都是平的，要说台阶本身有太多的问题，那不正确。在平常的时候，这样的台阶是极好的景观，但是当人员太多的时候，那么台阶就是个问题，是个安全隐患。如果我们在做预案的时候考虑到台阶的存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台阶地区隔离起来，或者通过保安来隔离人流。”腾晓五的倾向是安全事故是可以通过人为预案来预防，即便发生安全事故也可以把伤害降到最小。

    　信息：沟通不畅加剧事故

　　钟开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上海跨年活动的信息发布存在问题。”

　　“一般大型活动举办之前，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其他媒体渠道，清晰完整地发布活动内容、活动范围、安全提醒等信息是十分必要的。上海这次跨年的活动，给我个人的感觉是信息提示不到位，事前预警没有做好。到底在外滩要举办什么活动，有哪些内容，没有事先明确，也没有注意事项。活动举办者与市民之间的沟通存在问题。”

　　在他看来，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人群已经有发生拥挤的趋势，此时可以通过必要的高音喇叭或者广播、短信、网络等任何能起到作用的媒体对人群进行疏导(但最终未能实现)。

　　日常：全民公共安全教育亟待普及

　　“在无秩序的情况下，人群漫无目的时是很容易乱的。”腾五晓认为，大型活动的主办者是主要责任人，是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简单来说，安全是一个常抓不怠的一个东西。你放松了，就必定会导致事故。安全是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安全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的反映。反过来，我们要反思安全管理部门是否管理到位。我们要分析安全部门是否有应急预案，这是第一，第二点是要追问这个预案是否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第三是要看看预案是否在执行过程中得到落实。”

　　“就像交通规则，如果一个人如果今天闯红灯了，你觉得没问题，但是10个人，100个人都去闯红灯，那事故无疑会发生。我们要反思的是上海的安全管理部门是否做到了万无一失。”

　　钟开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国家《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大型活动需要经过严格审批并配备一定标准的安全措施，法条写得很清楚。“不过上海外滩跨年的踩踏事件可能并不像奥运会、世博会那样，每天人员有多少是相对固定且方便预计的。外滩的人群是自发聚集的。”

　　在踩踏事故发生之后需要反思的是举办方(不论是企业还是其他机构)安排的警力、救护车志愿者到底够不够等问题。“当然刚刚列举的都是‘他救’措施”，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应急救援包括“自救”，“互救”，和“他救”。“‘他救’的主体是政府、活动举办方等，上海的外滩踩踏事件反映了普通市民的欠缺自救能力的事实。事故发生之后，‘他救’往往不及‘自救’来得快。”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外滩踩踏事件的亲历者在遇到公共安全事件的时候表现得心理高度紧张，这可能源于他们之前所接受的公共安全教育不够。”钟开斌介绍，网上有一项数据能说明问题，在美国，掌握心肺复苏技术培训的人就有7000万，相当于全美总人口的1/3。而在我国，接受初级急救培训的人口比例还很少，普及率不高。

　　“我们去日本考察，发现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分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地震、火灾、交通事故、大型活动等公共安全教育，德国则是从小学开始组织学生参加救援志愿者‘童子军’，不仅让他们学习公共安全知识，还让他们亲身参与实践。反观我国，每每发生校车事故、人员踩踏事件的时候才会临时想起公共安全教育的重要。”钟开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