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玛依，一座石油丰富的城市，一座工业生产处于国家前列的城市，一座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城市。1958年，一部纪录片《克拉玛依》记述了克拉玛依石油生产的一幕一幕。2010年3月28日，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了另一部同名影片《克拉玛依》，这部影片却讲述了和石油无关，却让人心痛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克拉玛依市西处五公里的成吉思汗山脚下，有一座叫做“小西湖”的墓地，戈壁山头，寸草不生，在这里300多个整齐的坟墓躺在西部明媚的阳光之下，每一座墓碑上，都有一张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是一张满脸稚气、笑容灿烂的孩子的脸，而这些墓碑的下方都刻着一个相同的日子——1994年12月8日。

　　12月7日，新疆自治区教委“义务教育与扫盲验收团”一行25人来到克拉玛依市视察工作，12月8日，市教育局在15所中小学选出了796名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在“友谊馆”为验收团举行专场文艺汇报演出。下午1点多，这些学生入场等候，下午4点多，领导们醉醺醺的入场。一二八那天比较冷，孩子们穿着薄的、贴身的衣服在台上唱啊跳啊。汇报演出现场气氛隆重，欢歌笑语。18时20分左右，当第二个节目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开场后不久，舞台上方的一盏照明灯突然烤燃了附近的银幕。现场的银幕就像一阵大风把它吹起来，吹起来又落下，然后又起来又落下，一次比一次高，火势特别的快。

　　就在这时，一位女领导在前面喊了一句：“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从小接受奴化教育的学生们都非常听话，乖乖地坐在座位上。一分钟内，领导们从前排跑到最后排的一扇门跑了出去，衣冠楚楚。在这一分钟以后，火势迅速蔓延，电线短路，所有灯光迅速熄灭。人们在大火、恐惧的驱赶下，借着火光向逃生的通道冲去。最初逃出的学生们成功的后排的卷帘门逃出，但断电后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而这时其他几个工人逃生的安全门却全都死死关闭着。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友谊馆顿时成为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大火炉，一个充满哀号和惨叫的死亡之馆。

　　2006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走进了新疆，走进了那场大火。他们寻找到了一位幸存者——杨柳。她是这场大火中烧伤最重，直到06年一直住在医院，也是那场大火中唯一一个仍在接受治疗的幸存者。据杨柳描述，当大火发生时，领导们全部逃生之后，她跟她旁边的一位女孩说，快跑吧!拐弯的时候杨柳等那位女孩跑在她的前面，她就马上转身，一股特别强的气挡在了她的面前，杨柳再也无法往前走一步，倒在了大火之中。她的周围，就是大火燃烧的那种声音和身上的那种疼，她感觉自己碰到了墙上，她想她就在过道里面，可能就是从这座墙滚到那座墙，不停地来回滚，来回碰，把她碰的身上特别疼。一下子就好像意识到肯定要死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她一边身上打着滚，一边疼的就觉得妈妈在家里等着她......

　　在大火的翻转当中，年仅13岁的杨柳，第一次意识到了死亡。在她的生命词典当中，本没有“死亡”两个字，课堂上老师说的，书本上念到的，歌声里唱到的，全是像幸福、花朵、阳光、灿烂这样的字眼，那是太过遥远、太空洞、太抽象的字眼。小杨柳特别地聪明，功课也特别好，十岁的时候就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为特训班的学生，所以到现在很多人还回忆说，当年小杨柳是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手，她的歌声让她的很多老师、同学、家长们为之倾倒。

　　距离事发现场数百米的克拉玛依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接警后赶到了现场，但因为没有相应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到了现场才发现所带的工具根本不足以打开紧闭的大门。

　　杨柳说，当时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时候一下子就很害怕，觉得没人知道我在这，因为眼睛烧伤什么都看不到，就是那么蜷缩一团，动也不能动。过了很长时间我听着可能是消防的那个人吧，我就知道有人来了，然后我就喊叔叔救救我。现在每次经过这个广场的时候就会想到以前的事情，那是永远也忘不了的，12年来还是忘不了。

　　消防队员赶回驻地拿来所需要的工具，几经反复终于打开了紧紧封闭的死亡之门。大门打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让一名参与了整个火灾抢救、善后工作的女警察，至今难忘。根据这名警察的描述，“仅仅看了一眼，只一眼我就差点瘫了下去。大门里面热气腾腾，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体，一个摞着一个，足有大半个人高，全都是些戴红领巾的孩子，有男有女，有的还在喘息呻吟。在拖出来的女孩儿旁边，已经小山一样堆了二三十具烧焦了的尸体。一车一车的人源源不断的送往医院，死的，活的都堆在一起.

　　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的消息传遍了全城，成百上千有孩子和亲人参加了当天演出活动而又没有了他们消息的人们，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赶到了医院寻找亲人的下落。一位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你们，让我进去找找我的儿子吧，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已经不能再生了。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女人憔悴的脸上涕流纵横。而我的眼泪也不比她少。

　　那是一个不眠的夜晚，人们泪流成河，这是克拉玛依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惨遭不幸的孩子的父母、亲属、亲属的朋友、同事、同学数千人哭声震天，疯狂地冲向友谊馆、运尸车，冲向总医院、殡仪馆。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医院里，人们进行着一场心肝欲碎的大寻找、大呼唤，他们奔跑着、嘶喊着，“婷婷……”“媛媛……”“娇娇……”“龙龙……”“……我的孩子呀……” 失踪孩子们的父母们在难以插足的焦糊的尸体下找呀、翻呀，在已认不出模样的尸体上，凭着一个钮扣、一只耳环、一小块残存的布片来辨认。殡仪馆、职工总医院、市人民医院上空的恸哭声令人感到恐惧。

　　如今的广场上并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或许没有人愿意再用任何方式来提醒自己这里曾有325人丧生、130多人变成了残疾。

　　小西湖墓地的四周是凸起的戈壁山头，寸草不生。这里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声音，一座座坟墓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墓地东北面独辟一处，几百座坟墓的墓碑上刻着相同的时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每个墓碑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保存得很好，当年孩子的稚嫩依旧，当年孩子的笑容依旧。很多孩子的坟前插满了假花，在这严寒的冬季鲜艳依旧。

　　1994年的12月9号，也就是大火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当时干燥了一个冬季的克拉玛依在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深夜之后，迎来了一场大雪，那场大雪飘飘洒洒下了整整三天。后来在为死难者送葬的时候，悲伤的人们倾巢而出，据说队伍整整排了有二十公里，很多人抬的是连夜赶制的棺材，连油漆都还没干。但是家长们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尽快的入土为安，这也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场迟来的大雪，至今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他们不断的向我们描述说当时看到白色的雪花漫天飞舞，非常的凄美。白色的雪花漫天飞舞，此时，烧伤严重，浑身缠满绷带躺在医院隔离间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杨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很多同学、老师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心里一直惦念着没有见面的父母，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伤痛稍有减缓杨柳就挣扎着通过一台小录音机给医院外的父母送出了一切平安的消息。

　　一家人在十年里只回了一次克拉玛依的家，实际上，那个家空了十年，而且杨柳说，十几年的都在医院里渡过，在别人的想象中这是无比漫长的路途，而在杨柳的心里，十几年，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杨柳的妹妹小杨晨是在医院里生的，而且其实也是在医院里长大的，她从来没有见过毁容之前的姐姐，所以对于伤口，对于火灾这样的字眼她好象丝毫没有恐惧。杨柳说，平时很少出去，不方便。克拉玛依的家没人住了空着，从出事我们就没在房子待过，就在医院里头。离开克拉玛依后，一家人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去年因为杨柳伤口严重溃烂，为了通过检查争取已被严格限制到北京治疗的名额，近十年后，一家人才又一次踏上了克拉玛依的那片土地。提到了克拉玛依，杨柳说，心里面有一个家乡的那种感情，但是同时改变一生的那个灾难也在那，所以就是特别复杂的感情，特别是经过那个友谊馆的时候心里特别发慌，根本就不敢往那边看------。

　　提及最大的愿望，杨柳说过，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候时间，等到医学发达了把我治好了。如果有一天身体突然全部康复了，我肯定会一下就冲出去，能冲哪冲哪，去看看大海，什么都想看。

　　在1997年的前后，有50多户人家，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明园小区落户了，这50多户人家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两口之家没有孩子，而且夫妇都在40岁上下，都提前退休了，虽然这些人很少和外界接触，非常沉默，但是后来人们还是很快知道，他们就是12.8那场大火的遇难者家属。所以后来小区里居民对他们有一种很特定的称谓，称他们是“一二八的人”。在多年过后，小区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发现已经五十几岁的夫妇身边，大多添了一个孩子，不知情的人分不清他们究竟是孩子的父母呢，还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2010年3月28日，纪录片《克拉玛依》作为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人道奖”纪录片竞赛单元入选的八部影片之一，在香港科学馆首映。13个家庭的样本黎明前，从漆黑一片到曙光渐亮，一个长达五分钟的固定长镜头，小西湖墓园在脚步声、叹息声、机动车引擎启动声等嘈杂声中被唤醒，深冬的清晨寒冷清冽。这一天是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十三周年纪念日。七点多，带着祭品的家长陆续赶来。“爸妈来看你了，需要啥，跟爸妈讲，保佑爸妈平安。”一位父亲将白酒仔细地洒在女儿的坟墓周边。另一位从乌鲁木齐赶来的母亲在给女儿上完香后，绕到邻近一个男孩的墓前，“阿姨来看你了，你是男孩，要多关照她们”，男孩是这位母亲同事的孩子，当年，两家孩子在同一个班上小学。鞭炮声在空旷的墓地里一阵一阵地响起，燃烧过的纸钱变成灰烬漂浮在空中。“我们现在就好像心里扎了针一样”、“谁家死了孩子谁倒霉”……十几年来，家长们每年都会在这里碰上，互诉心声。大火中有一部分遇难的孩子是初中生，那些当时处于三十几岁的父母有些不能再生孩子，这样的家庭呈现出来的多是分崩离析后的人生经历。一位如今独自生活的50岁母亲哭着说，“出事后，许多人都离婚了，我也是其中一个，想要个孩子有那么容易吗?”因为情绪偶尔会失控，“神经病”的帽子跟随她十几年。大火发生后，失去孩子的家长被允许提前退休，大多数家长当时选择了退休在家。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被周围的人理解，“不能在别人面前笑，他们会说你们活得多好，退休在家拿着工资。他们哪里知道，三十多岁退休在家，命运是多么悲哀”，“不听话的孩子都跑出来了。现在教育孩子，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能做的好事就做，不能做的一定不要做。”一对失去孩子的夫妇这样感慨，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母亲是老师。这位父亲叮嘱导演希望将这段播出来，“让大家吸取教训”，再生育后，他的孩子现在九岁了，但只要出门他们都会提心吊胆，连过个马路都不放心。徐辛说，16年来，仍有一些遇难孩子的家长在坚持要一个说法，比如是否属于因公牺牲，是否兑现立为烈士的承诺，是否定期组织有规模的悼念活动……“有一部分家长还在继续抗争。他们请了律师，写了诉状，拍摄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在等法院的消息，法院已经拖了将近两年。”

　　又是一个12月8日，我们回想起多年前那一场大火，还在质疑中国特色的领导先走。

　　领导先走有什么错?领导就是领军人物，领着大伙往前奔。领导就是应该先走，哪怕面前是熊熊大火，哪怕耳边是孩子们稚嫩的哭喊救命的童音，领导们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先走了，走的多么坦然......。领导们就是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的英雄本色。孩子算什么?领导们可以包二奶、三奶。生他个十个八个。老百姓的孩子值钱吗?这帮孩子不就是来为领导表演的吗?这帮孩子不就是来让领导高兴的吗?这帮孩子的价值怎能比得上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孩子们，你在天堂还好吗?那里的领导也爱听你们唱儿歌?孩子们，你们带走了父母的欢乐，那种悲伤不是岁月能愈合。孩子们，你们的笑脸永远灿烂。

　　“让领导先走”，随着《克拉玛依》的上映，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一句“名言”。难忘当年12.8，同时也难忘，大火至今的16年，多少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如何艰难的度过这几千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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