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表示，目前，学术造假、公务员腐败、奢靡之风流行均现思想道德建设的短板。他举例称，有的小孩长大后的理想是 “想当贪官”，因为贪官挣钱多，这样的现实很可怕。 （3月14日《京华时报》）

    常理来说，连孩子都想当贪官，可见社会价值取向上乱象昭然。这样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但说出来又似乎很“敏感”，事实果真如此吗？比如我的孩子，或者我身边的大孩子、小孩子，至少“官念”是少有的，他们对于成人世界，浸染得还不是那么厉害。想当贪官的孩子肯定有，但未必是多数，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家里人跟“官”无染，孩子哪里来的“贪官理想”？
    有贪官，就有想当贪官的孩子；一如有法治，就有想杀贪官的孩子一样。犹记得2009年9月1日，广州的中小学开学，记者问孩子长大了想做什么，一个小女孩回答说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女孩说“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而2010年南平惨案后，《羊城晚报》曾报道过一件事，说老师让学生以 “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的方式谈对血案的看法，一位小学生在给凶手郑民生的信中写道，“我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就想把你碎尸万段，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当年，严谨的舆论以法治、人性或程序、秩序的面孔，教育孩子“贪官也不是随便可以杀的”——就像现在我们紧张于“小孩想当贪官”一样。孩子朴素的善恶逻辑，与成人世界的是非观、利害观，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孩子的想法毕竟是原生态的价值表达，即便今日想当贪官，一旦成人，未必会将贪官当做人生的唯一选择，因为他在考量“得到什么”的时候，还会思考“失去什么”。再说，即便可塑成贪官的原材料供过于求，只要生产贪官的程序不是那么“粗放”，凭空想想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于贪官二字，真正可怕的在于两方面：一者，相关机制会不会将好官逼成贪官？每有贪官落马，总会抖露出潜规则的蛛丝马迹，“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并不鲜见，哈耶克说，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学来说，贪官之贪，也许未必全是 “思想”的问题；二者，贪官的罚单足不足以震慑后来者？贪官出事儿了，如果只是温柔问责、又或者贪腐收益大于违规成本，就算人人对贪腐这事道路以目、假装恨得牙痒痒，也挡不住真想当回贪官的澎湃念想。
    思想是现实的镜像。贪念畅销与否，不在于娃娃们有什么看法，而在于现实世界的秩序是如何为 “贪官”二字标点的。抛开孩子的观念不说，“贪官挣钱多”难道不是一个精准的事实判断？贪官东窗事发的那些数字，不断刷新着我们的想象——如果科学家等创富者获得财富的速度与规模能赶超 “贪官”，如果权力配置资源的地盘能缩小再缩小——挣钱多的怎么会是出轨的公权？
    想当贪官的孩子，与正在捞钱的贪官，还真不是一回事。无须害怕孩子有什么荒唐的想法，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想法背后荒唐的土壤。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