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浩如烟海，谁都不敢说自己通通读过；中国的古诗又经常诗意迷茫，谁都不敢说自己全部理解。因为这两个缘故，所以古诗也就成为捉弄人的好工具。这捉弄方式一是将古人的诗当自己的诗，让编辑读者以为又是一个大诗人脱颖而出赞不绝口；二是将自己的诗当古诗，让文人学者为这考古新发现而心跳如捣痛加发掘。我们来看个例子。
    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少年时代就对写作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写诗。像所有弄写作的人一样，他也希望自己的诗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所以在15岁那年，就试探着向报刊投稿，可毕竟“文章憎命达”，他的大作并没有得到编辑的青睐，投出去的诗稿也都泥牛入海无消息。溥仪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可又一点办法都没有，于是他打起了古诗的主意：他把一篇题为《鹦鹉》的“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寄给了一家小报《游戏日报》。结果，竟然投中了！溥仪欣喜若狂，接着他又先后寄去了《浮月》《荷花》两首七言诗，又被那家报纸很快刊登了。 《游戏日报》的编辑还四处打听“邓炯麟”是何许人也——以为诗坛又出了一个值得吹捧炒作的新人。
    后来，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经侍从溥仪13年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还把溥仪发表在《游戏日报》上的三首诗作译成英语，收入他的代表作 《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在书中画龙点睛道：“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人，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宣统皇帝。皇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的时候，年仅16年岁，这往往是一个作者才华开始含苞待放的年龄，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才如此。 ”——很有点师高弟子强的意味。而溥仪呢，也在庄士敦的书前御笔作序云：“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予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 ”算是投桃报李。然而，事实上，他这些“新作”却是“旧作”——在溥仪后来写的《我的前半生》里，他坦白：当年给《游戏日报》的“新作”，是抄袭明代一位诗人的作品。
    古人可以“替”今人“写”诗，自然今人也可以“替”古人“写”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