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将有6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比今年增加约30万，就业市场的压力很大。 “户口、外貌、酒量”这些并非始于今年的就业“潜规则”浮出水面，堂而皇之地进入公众视野。有的单位把酒量、斟酒动作、舞姿、仪态举止及是否晕车都列入考察范围。在一些地方，连生肖、姓名也成了招聘条件。
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政府本该担当起引导和监管责任，带头促进求职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然而，今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调查报告”显示，国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业歧视很严重。政府自身带头搞学历、户籍歧视，如何监管、纠正其他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政府机关带头搞就业歧视，势必给其他用人单位传递出“歧视有理”的错误信号。
调查显示， 45.10%受访大学毕业生认为目前就业歧视现象无法避免，30.02%受访大学生认为虽然可以避免，但却没人管。而遭到就业歧视后，67.03%的受访者选择无奈接受。求职者对就业歧视的心态如此 “集体无意识”，令人纠结与失望。
应该说，就业歧视愈演愈烈与求职者“集体无意识”、委曲求全，一味迎合用人单位有关。但是，在人才市场供过于求、就业难的大背景下，求职者对“隐性就业歧视壁垒”无可奈何。在当前就业环境下，指望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单打独斗，凭几名专家、学者呼吁反就业歧视，凭媒体不断曝光就业歧视，作用十分有限。因为公平就业的法律精神并没有被用人单位信仰。即使用人单位在招聘条款中不设“XX优先”的歧视门槛，他们仍然可以按潜规则用人。
对此，一方面，政府要带头清理、矫正自身用人歧视条款，营造公平就业的气氛。另一方面，对已有的法律与制度，就要千方百计让它生效，而制度的效力来自于强大的执行力。一旦法律、制度生效，职能部门就要升帐理事，既要主动出击，到一线查处歧视求职者的用人单位，又要认真受理举报，谁违反制度谁受罚。让用人单位出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乱设就业歧视门槛。惟其如此，法制建设才有意义。
一言以蔽之，政府带头打破就业歧视，法律对反就业歧视给力，反就业歧视才有望成为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