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利用急救资源 全面提高应急能力

关键词

灾难医学救援

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各项应急救援工作逐步与灾难医学、急诊医学研究深入结合，但仍旧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我国应借鉴海外成熟经验，改进单项灾种为主的原因型管理模式，建设国家应急医疗救援基地，全面提高我国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张 涛

我国是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各类灾难、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影响范围广，造成的人员、经济、环境和社会损失很大，这是严峻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共问题。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往往还伴随社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疾病健康等其他危险因素，容易使国民同时面临多重伤害威胁。因此，加强对灾难、各类事故伤害的预防与控制，十分重要。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自然灾难、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按照各类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一般（IV级）。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分类大体相同，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与之相对应的应急救援体制和模式也是不平衡的，仍处于曲折发展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对的灾难类型和救援现状也有差别。

美国式应急救援凸显高成本弊端

以美国为例，仅20世纪以来，美国就发生了5次特别重大灾难事件，分别是1900年得克萨斯州飓风灾难、1904年纽约州东河蒸汽船事件、1928年佛罗里达州飓风灾难、2001年纽约“9·11”恐怖事件、2005年路易斯安那州飓风灾难，共造成12021人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美国于1973年颁布了《急救医疗系统法》，按照划区负责和区间合作协调的原则，全国被划分成303个急救医疗服务区，每个服务区都有1个主管部门负责协调，每个服务区都成立了急救医疗服务委员会，从而对本服务区的急救工作计划提出建议，并接受急救服务公司的拨款。美国《联邦应急反应法案》是19年前通过的，也就是说1999年全美联邦才拥有了一部统一应急反应法案，而之前都由各州管理。

“9·11”事件之后，美国建立了国家紧急事件处理系统。2003年3月，美国成立了联邦国土安全部，下辖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环境保护署、移民局、海岸警卫队等22个部门和组织，统一管理美国的救灾防灾工作，负责紧急动员、民防、救灾等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后期，美国在反恐战争方面投入巨大精力财力，又将边境安全、国家主要基础设施安全、运输安全、情报分析等其他职能囊括进来，导致国土安全部职能扩大化、功能交叉混合、集权管理，并存在一大弊病，就是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

2017年，前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在一次演讲中引用布朗大学沃森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过去17年，美国的反恐战争总共耗费了5.6万亿美元并且将继续耗费下去，但是灾难并未消失。损失的不光是钱，还有7000多名年轻人的生命和5.2万名士兵的健康，其产生的医疗福利费用、退伍军人福利费用迄今为止已达到1万亿美元。”

不少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式应急救援并非是最先进的救援体系。高人力成本、高资金成本、高技术支撑成本的特点，使得救援成本过高。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法国SAMU模式

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推荐在那些尚未建立发达的院前医疗系统或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建立法国式紧急医疗救助体系（简称SAMU）。这一体系具有救援成本低、救援效率高的特点，同时融入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运营。

法国以电话号码“15”作为全国统一的急救电话，统一协调组织消防员、警察和专业医疗救护人员参与救援活动，并由急救专业的调度医生负责处理调度信息，若干组具有抢救复苏能力的专业人员（即移动ICU）科学地分布于不同的街区。

当有意外事故发生时，SAMU通过让消防员、警察共同指挥执行相应的急救任务，救援活动在急救医疗人员到达现场前就已经开始。SAMU的总体优势之一是强调在救治系统中对灾难事故伤员的整体性处理。SAMU的院前、消防、院内救治体系是互相补充和密切配合的，从而使现有医疗机构的救治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节省宝贵的消防资源和医疗资源。这也是WHO推荐SAMU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属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国民和政府层面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保持清醒的危机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由政府、社会团体、社区及个人组成的全社会救援防灾体系。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暴露出了一些灾难医学救援问题。1996年之后，日本更新了灾难医学救援系统，规定在每个辖区设置一家固定的灾难医疗中心；改进了灾难、急诊医学信息系统，利用互联网对这些系统进行完善；组建受过专门训练的灾难医疗救援小组，开展灾难医学教育与培训。

改进单项灾种为主的原因型管理模式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曾主要集中在矿山企业，尤其是煤矿企业。这些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主要包括闭合性损伤、开放性损伤、多发伤、复合伤等，临床表现为颅脑外伤、胸部创伤、四肢骨折、脊柱及脊髓损伤、肝及脾脏器损伤、血管损伤、烧烫伤、挤压综合征、中毒、窒息等，均属于急诊医学救援范畴。

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各项应急救援工作逐步与灾难医学、急诊医学研究深入结合，我国灾难医学救援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同时，我国还成立了中国国际救援队，这是我国唯一一支通过联合国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认证的救援队伍。

2008年汶川地震凸显了灾难医学救援的重要性，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暴露出我国灾难医学救援的若干短板。

目前，我国灾难医学救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指挥调度不统一，有时会出现灾情数字不统一、政策不统一、协调遇阻力；与应急预案配套的后勤保障系统、通信联络系统、管理监督系统不完善；灾难救援与培训仍处于认识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后勤财政等政策保障不科学。

因此，我国在体系设计上，既要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也要结合自己的国力、民情及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科学建设，有序发展。

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提高效率与持续改进。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学救援体系特点、优势，尤其是借鉴法国SAMU急救体系建设经验，将民用消防救援与专业医疗救援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地控制、节约救援成本；通过改进培训体系，充分发挥急诊急救医学的作用，加强包括院前急救在内的急诊医学体系建设，努力做到专常兼备、平战结合。同时，应借鉴海外的成熟经验，改进单项灾种为主的原因型管理模式，依托国家级医疗救护基地等技术力量，加强全社会“第一应急响应人”的医学知识培训，建设国家应急医疗救援基地，规范发展应急救护队伍建设，通过专业系统的培训和演练提高灾难事故现场的医疗救援能力，实现科学救援与应急管理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减轻灾难事故中的人员损失，合理利用宝贵的急救资源，全面提高我国应急救援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