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多起大火祸起鞭炮损失重是否禁放再惹争议

每年春节过后，鞭炮都是个热门话题，今年更不例外。

之所以加个“更”字，是因为和往年相比，今年燃放鞭炮造成的损失格外大:兔年刚过20分钟，沈阳皇朝万鑫国际大厦即因燃放烟花而起火，最终这座152米高的大厦被烧通了天，损失30亿元；来自公安部消防局的数字，2月2日零点到2月3日上午8点，全国共发生火灾5945起；新华社报道，除夕零时至大年初一14时，北京市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223人，死亡2人；2月7日《钱江晚报》报道，浙江淳安发生山林火灾，6人遇难，惹祸的还是鞭炮……

面对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坚持禁燃烟花爆竹是有道理的”(2月6日南方网)，有人则认为，对于燃放烟花爆竹，“时间、历史本身就已经赋予了这一习俗以存在的足够正当性。一种惯例，一种习俗，如果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人们普遍地遵守，且没有造成显著的伤害，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是无可置疑的。也完全可以推定，它对共同体的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若干人或者机构，不论基于任何理由，都不能取消它。任何取消它的企图，要么基于理性的僭越，要么基于权力的僭越，都不具有道德和知识上的正当性”(2月6日《新京报》)。

观点截然对立决定了，在鞭炮燃放问题上，无论是禁还是放，都会遭遇一些人“不合作”。这要求有关部门决策前要充分征询各方意见，对燃放鞭炮利弊得失作出客观评估。笔者拟以《新京报》观点为“靶子”，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个问题：燃放鞭炮的利弊得失。

《新京报》文章认为，“一种惯例，一种习俗，如果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人们普遍地遵守，且没有造成显著的伤害，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是无可置疑的”。

“显著的伤害”是一个主观判断。北京市一年炸死两个人，炸瞎几双眼，在一些人看来或许算不上“显著的伤害”，但如果我们放眼全国，把这些年被炸死的人、被炸瞎的眼睛数量统计一下，恐怕没人还敢说伤害“不显著”。而从之前央视大火到今年沈阳大火，我们已经看到鞭炮燃放造成了怎样的经济损失——在这样的损失面前，如果有人一定坚持认为“伤害不显著”，我也无话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这样的伤害“不显著”，它应该是我们承受的吗?换句话说，我们承受这样的代价，意义何在?

有人会说，燃放鞭炮“保持了风俗，让过年更有气氛”。好了，在鞭炮问题上，有关部门要考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让过年有气氛付出诸多代价(人身损害、经济损失、环境污染等等)，值不值?

还说一句：如果一个事物可以因为存在几百年即被赋予“足够正当性”，那么，当初废除八股文就是不正当的，男人长辫子、女人裹脚似乎也可保留。如此，社会进步的道路将被堵塞。这样的观点，不值一驳。

第二个问题：在鞭炮问题上，该如何对待民意？

百姓有燃放的要求，这是一些地方一直未禁放，一些地方禁了多年又放开的最重要理由。《新京报》文章认为，“也完全可以推定，它对共同体的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遗憾的是，它的“推定”，并没有任何根据。广州等地多年一直禁放，但“共同体”并未有分崩离析之势。倒是在那些未禁放的地方，因为对鞭炮的态度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已影响到两个阵营的和谐——对一些人来说，鞭炮意味着过年气氛;而对另外一些人(主要是老人、孩子)，鞭炮却是一种折磨。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可燃放鞭炮是一种权利，那么，一些人实现这一权利，是以损害另一部分人为前提的。虽然尚不能由此得出鞭炮必须一律禁放的结论，但这至少提醒我们，在鞭炮燃放问题上，有关部门应该审慎吸纳“民意”，因为这不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部分人必须承受另一部分人的损害，那么，这种损害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