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了这则消息后会发现，通报中一共涉及了7名省部级干部，分别为金育辉、李晋修、刘长龙、毕井泉、姜治莹、焦红、吴浈，但对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对金育辉予以免职，对李晋修责令辞职，要求刘长龙、毕井泉引咎辞职，要求姜治莹、焦红作出深刻检查，对吴浈则是被立案审查调查。从认定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来看，被立案审查调查显然是处理得最重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已发布消息，称吴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深刻检查则是其中处理得最轻的，当事人职务并不会发生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免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看起来表述不一样，但这四个人都显然不再担任现任领导职务了，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经专业人士指点，记者在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2004年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找到了答案。

其中《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从这一排列顺序可以看出，从问责的严厉程度而言，免职重于责令辞职，责令辞职重于引咎辞职。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去现职:(一)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二)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三)辞职或者调出的。(四)非组织选派，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五)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金育辉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形。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则对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该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并在第十五条中具体列举了应当引咎辞职的九种情形。第十九条则规定，“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党政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情形之一，应当引咎辞职而不提出辞职申请的，党委(党组)应当责令其辞职。”

也就是说，免职就是上级组织直接解除领导职务；责令辞职就是任免机关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则是主动辞去领导职务、自我追究过失责任的一种形式，但如果要求其引咎辞职却不答应的话，也一样可以责令其辞职。其中，前两者为被动接受组织处理，而引咎辞职则是督促其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

那么，有人要问了，不都是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吗，对这些人的影响是否相同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九条作出的规定是：“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也就是说，根据目前的规定，这四名干部所受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相同的。

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免职、辞职不等同于撤职，也不等同于辞去公职，除非另有党纪政务处分，一般仍会保留原先的职级待遇。以曾因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孟学农为例，2008年9月辞职后，2010年01月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级别仍为正部级。这一点，《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十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