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发出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最强音，带来了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福音，也提出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要求。借鉴国际先进做法，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中发展起来的金融风险管理也由此走进了新时代。这是时代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走进新时代之际，我们一方面应明确两个基本思想观念，一是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定位，二是风险专业语言和思维；另一方面也面临两项重要的现实任务，一是金融风险管理如何支持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回归本源，二是如何有效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时代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功能定位

　　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功能是什么？这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新时代金融风险管理工作的首要问题。需要首先明确的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只是一个底线目标、最低的目标。在新时代，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底线目标。金融风险管理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发展。 金融风险管理如果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底线也守不住。因此，新时代的金融风险管理要冲在发展的前线，尤其在战略位置上，而不是“后方医院”，也不是“救火队”。

　　微观上看，促进发展就是风险管理要为公司创造价值，不是简单地防风险，而是要在竞争、创新和风险承担中有效管理风险，包括以风险限额、风险定价、风险对冲、风险激励等现代方法支持企业提升以承担风险换取现金流的水平和稳定性。宏观上看，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都需要在保持经济活力和不断创新发展的前提下防范系统性风险。我们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经济，是以风险换收益的经济，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资金是其血液，而风险则是其基因，风险管理就是基因工程，其作用不是在于消除风险基因，而在于通过基因工程的改造增强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对风险的免疫力。

　　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通常面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两难困境和风险管理与发展相冲突的纠结困惑。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对现代风险管理的内涵目标、功能定位以及相应的方法体系没有正确把握，尤其是没有把风险管理置于战略位置。所谓“放”就是在发展和创新过程中放任风险或过度承担风险，没有有效管理；所谓“管”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 刀切”地消极规避风险，抑制创新，导致失去竞争力和发展动力。只有深刻地认识到现代风险管理的战略内涵和意义，并在实践中通过风险治理、风险战略、风险偏好和限额管理、风险定价、风险激励等一系列现代方法体系，对风险承担做到“放中有管，管中有放”，让风险管理超越“保驾护航”，上升到“决定航向和航速”，真正成为核心竞争力，我们的金融管理和经济调控方能做到收放自如，“放而不乱，管而不死”。

       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风险管理语言体系问题

　　我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在风险管理方面仍然面临两套语言体系：通俗语言和专业语言。前者包括化解风险、抵御风险、风险隐患、风险资产、风险机构等；后者是指过去几十年随着金融风险管理专业化而发展起来的专业语言体系，如对冲风险、多样化分散风险、配置风险、计量风险、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等。两种语言的区别，也是通俗语言相比于专业语言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俗语言对风险的理解往往偏于事后，将风险作为损失、问题、危机的时髦代名词，风险管理也主要是指损失、危机和问题管理等，这与风险管理的真正内涵，即对损失发生以前的管理是有明显偏差的；二是像防范、化解、抵御、扩散、积累、处置和抗风险这样的通俗风险语言尽管表达形式很丰富，但是，这些语言的具体内涵并不清晰，尤其是缺乏相应的体系化的理论支持和实施工具方法，也难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开展工作的着力点。而现代专业的风险语言在这方面却有着鲜明的专业化特点，每一个概念和提法，如风险计量、分散、对冲、转移、定价、补偿、配置风险都有着相应的实施工具和方法，也有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持。

　　风险语言体系的混乱是我们一直以来发展现代金融风险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新时代采用现代的专业语言体系至关重要：一是因为它能够反映出金融风险及其管理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因为它蕴含着现代金融管理新思维和新方向，如风险偏好和容忍度管理、风险战略、经济资本配置、系统性风险等，对我们在新时代有效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困境带来了新的希望。此外，尽管我们不能够指望广泛使用的通俗语言被专业语言所替代，但是至少风险管理专业人士要能够区分和驾驭两种语言，在各种工作场景中沟通两种语言，这是新时代风险管理者的重要职责。

       现代风险管理思维特征

　　专业语言背后是专业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集体学习的讲话，集中反映了现代风险管理的思维特征和专业逻辑体系，也反映了新时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特点和工作要求。

　　一是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底线思维是风险管理的经典思维模式，在现代风险管理中也有广泛运用。压力测试、业务持续性管理、VaR和资本充足监管都是底线思维模式的表现。

　　二是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金融安全和稳定上升到国家安全、治国理政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和根本性大事的高度”。这凸显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战略思维。无论是巴塞尔协议还是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其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都说明：由日常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是风险管理由传统向现代模式的重大飞跃。这是因为风险管理的目标作用不仅限于防止损失和危机，更在于促进发展。

　　三是改革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改革和制度建设来促进发展和稳定并举”。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风险及其管理是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加快改革和系统化的制度建设是建立有效风险管理体系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根本出路。尤其是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唯有通过改革，尤其是系统性的改革才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四是发展和竞争力思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现代风险管理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机制极大丰富了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工具，相应地也形成了风险偏好、风险限额、风险定价、风险绩效等一系列独特的思维模式，使得现代风险管理不再限于保驾护航，而是参与决定航向、促进发展，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五是前瞻性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这是风险管理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也是风险管理原本就应该具有的内涵和特征。

　　六是全局性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机构、市场、实业企业、监管部门多维工作视角，要求“全国一盘棋”。全局性思维是由风险的普遍性和相互关联性决定的。全面风险管理、资本充足管理、组合管理，都非常重视从整体和全局去识别、衡量和管理风险。这也是中台风险部门和前台业务部门通常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因为，前者是从全局的视角，而后者往往是从业务条线或局部的视角看风险。

　　七是问题导向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这种思维强调要求结合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取得实际效果，不能够离开具体问题空洞地谈论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要注重实效。

　　八是治理和问责思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提出“守土有责”的问责要求。任何形式的风险管理都必须以有效的治理和问责机制为前提基础，这是风险管理的基础性思维。

　　九是大国金融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这种新时代大国金融思维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国际金融风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对作为舶来品的现代风险管理进行与国情相适应的本土化改造，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特色金融风险管理新模式。

　　十是科学和哲学思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科学防范风险”，同时通篇讲话也充满了辩证思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组合管理、七八十年代的风险对冲和90年代的经济资本到近些年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现代风险管理日益显示出其鲜明的科学性特点。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风险管理的科学思维也是与其哲学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相伴随的。科学并不能解决风险管理的所有问题，甚至不能替代传统经验判断。从战略和管理的角度看，越是到高层管理，越是涉及长远和全局性问题，科学和哲学思维的结合就越重要。

       金融风险管理与脱虚向实、回归本源

　　走进新时代之际，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就是“脱虚向实”。 “脱虚向实”应该是针对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等金融乱象的“拨乱反正”。所谓过度金融化是指在商业炒作之下房产、农产品和艺术品等变成了投资品和投机对象。所谓过度衍生化是指脱离对冲风险的本意，衍生产品被大量创设用于加杠杆和投机获利，这其中也包括资管产品的多层嵌套。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必然使资 金未能进入实体经济，并伴随着过度投机。

　　如何“脱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脱虚”理解为减少金融产品或抑制金融体系的发展。其实即使是金融衍生产品，甚至包括某些多次衍生或嵌套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中都有其正常的市场功能。只是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导致的过度投机、资金未进入实体等脱实向虚现象违背了市场的正常功能定位，让这些金融产品偏离了正常发展轨道。因此，脱虚向实的本质应该是让各类金融产品回归本源，守住初心，回归正常的功能和轨道，支持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的本源原本就是服务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共享资金）和融险（共担风险）服务，从宏观上看就是资金配置和风险配置。具体而言，基础金融产品的本源就是通过股权或债权融资和实体经济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宏观上实现资金配置和一定程度的风险配置；衍生金融产品的本源是通过直接风险交易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对冲风险手段，优化风险配置；资产管理的本源是通过专家理财，提升资金配置和风险配置的效率。

　　长期以来，理论界和业界对金融的风险配置功能重视不够。其实，金融决策本质上是风险决策，融险和风险配置功能更加深入金融的本质。尤其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风险经济，实体经济的风险需要通过金融体系，让有能力且愿意承担的人承担。显然，融险和风险配置功能对于实体经济保持良好的创新发展活力、同时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至关重要。

　　鉴于此，以脱虚向实和回归本源为目标的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要注意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要抑制市场过度波动，降低市场风险。过度波动的市场会导致过度投机和金融功能异化，最终损害实体经济。二是要促使金融风险反映实体经济风险，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金融行业要回归与实体经济共担风险的本源，担必要的损失，同甘共苦。

       金融风险管理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要促进金融机构按照实体经济的真实风险面貌承担和管理风险。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离开了实体经济的基本面貌。典型表现就是房地产、地方政府平台和僵尸企业的实体经济风险已经很高，但给这些高风险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融资的金融产品违约率一直很低，金融风险严重偏离实体经济风险，导致金融机构对这些金融产品的管理政策发生了很大的错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本质上都是由过度融资导致。助长过度融资的主要是背离实体经济风险面貌的畸形金融风险管理。一是信贷风险管理过度依赖抵押担保，不重视第一还款来源；二是地方政府为融资提供各种隐性和显性担保；三是资管产品刚性兑付，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扭曲，不计风险地提供资金；四是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难破产，风险管理缺乏刚性的底线约束。这些现象都会促使金融机构不去更多考虑实体经济真实的风险面貌，而是看有没有抵押担保，有没有政府支持，是不是国有企业。

       这些现象的存在，加上具有类似风险管理畸形症的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出现过度融资、高杠杆、高产能和高库存以及僵尸企业这些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金融机构如果能够做到其承担和管理的金融风险可以反映实体经济的面貌，真正做到基于实体经济真实风险的定价、限额和绩效激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一些难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