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历史看——德鲁克同《道德经》、马克思的交集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大部分企业推崇“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马克思在那个年代看到的现实是“资本家压榨工人血汗，不吐骨头”，还是“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德鲁克所定义的“后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家逐渐把企业宗旨从利润最大化调整为:利润是企业必要条件，企业宗旨调整为“创造顾客需求”。资本家不是通过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来攫取更高利润，而是通过发挥工人、管理者的共同智慧，通过创造顾客需求，创造更高利润。工人感受自己是这种创新的受益者，而不是传统观念上的被剥削、被压榨。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很多管理者的观念是就是“管多少人”。德鲁克影响很多管理者认识到:一个人哪怕有很多下属，但可能只有“监工”而未必是“管理者”，而某个人可能没有一个下属，但因对“组织的绩效”负有责任，这个人就是“管理者”。通俗来讲，就是发挥组织成员的优点，让整个组织更加有效的人，哪怕没有下属也是“管理者”。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管理就是“管住不执行上级指令的员工和行为”，德鲁克影响很多管理者学会帮助员工“有成就感”。

其实，无论德鲁克所做的，还是马克思所努力抗争，都可以穿越千年同《道德经》握手。老子在几千年的《道德经》中，就提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

二、从商业世界看——“德鲁克难题”同《道德经》与马克思的交集

1986年德鲁克指出，“符号经济（即资本的运动，外汇率与信用流通)取代了实体经济(即产品与服务的流通）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而且大体下独立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这个问题被有些学者称为“德鲁克难题”。

德鲁克思想的忠实实践者、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韦尔奇在领导美国GE公司变革的过程中，通过提高执行“速度”和“透明度”来摆脱公司内部阳奉阴违的官僚作风，打破管理者传统“监工”思维，建立“通力合作”的协作模式等系列变革，让员工在企业内部赢得“尊严”，同时共同“创造顾客需求”。而且，韦尔奇还通过以改革爱尔梵协会，让员工服务于社会当中赢得“尊严”。同样，稻盛和夫既注重通过财务报表等手段，监督高级管理人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在这个基础导入“敬天爱人”的哲学，让员工赢得尊严，让组织更加绩效。

但是，在“符号经济”的领域，德鲁克管理思想似乎并不是适合。“符号经济”领域失误，成为韦尔奇的职业生涯“噩梦”。韦尔奇主导的美国GE公司发生了几千次并购，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唯有并购华尔街最古老的投资金融公司之一的基德公司，让韦尔奇心寒。基德公司的交易员作弊，让美国GE公司损失了巨额资金来补救。当美国GE公司其他分公司努力用自己的利润来弥补基德公司亏空的时候，基德公司员工却只关注“个人奖金”而不顾公司的死活。

同样，当“ROE高的企业就是好企业”这种观点成为常识的时候，稻盛和夫说：“完全不必按那些投资家的意见去办。……将自有资金缩水，去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这样的经营ROE达到了高值，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经营被评价为优秀。但是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像本次的金融危机——这也是由于人的欲望所导致的。人们为了更加轻松地赚钱，采用各种各样金融技术，来开发出相当多的金融衍生品，从而也引发了美国的次贷，然后波及到了全球的实体经济。”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上世纪末掀起席卷东南亚和香港的金融风暴，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的。面对媒体的质疑，索罗斯说：“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德鲁克预见1987年10月美股大崩盘时，德鲁克认为，“这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基于审美和道德。”也就是说，不符合“审美和道德”的金融市场，同样德鲁克关于“后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不符合金融市场。无论在金融市场，包括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准确无误。

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本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的“符号经济”、“虚拟货币”，反过来扭曲经济世界时，当“虚拟货币”现在一天的交易量等同于一年贸易和投资融资所需的货币总量时，资本寡头发现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不但比开办血汗工厂赚得更多，而且更悠闲！

而由此带来的全球性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和很多人的家破人亡！

同样，现代社会的金融市场，完全违背了《道德经》讲的“使夫智者不敢为”管理原则。对于很多管理者来讲，德鲁克强调的“边界条件”非常实用、有效。而按照柴晓明老师解读，《道德经》通过“常有，欲以观其徼”来研究事物发展的“边界条件”！在特定的“边界条件（徼）”下，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是适用，但是在德鲁克提到“符号经济、虚拟货币”领域，马克思所谴责的“资本家压榨工人血汗，不吐骨头”的状态并没有改变，只是隐蔽更深，同时更加变本加厉。

或者说资本寡头通过开水实体工厂压榨工人的血汗的方式太低级了，新一代的金融寡头，通过操控金融机构和舆论工具，引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家破人亡，当然其中包括不同金融寡头的“厮杀”，但更多的受害者就是没有任何支配权的底层民众。

三、从现代战争看——“德鲁克难题”同《道德经》与马克思的交集

当初基于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而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很多时候不适用于传统货币定义！更为致命的是：“虚拟货币”一天在全世界的交易量，有可能等同于一年贸易和投资融资所需的货币总量；如此巨量“虚拟货币”似乎可能因为任何谣言或未预期的事件造成波动和恐慌；掌握国家、社会机器的金融寡头说这个资本世界“不属于道德范畴”，也就是说，金融寡头可以理直气壮地、没有道德底线地通过控制社会机器造谣以左右“虚拟货币”巨大波动，攫取巨额利润。但是，如果谣言不能让虚拟货币市场发生巨大波动时，资本寡头通过渗透的政府机构的力量，控制国家机器发动战争，引发地区动乱，从而通过驱赶虚拟货币的方式，引发巨大波动，并在波动之前事先布局，在“低买高卖”中获取比血汗工厂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的剩余价值。

不久前，美国再度把“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罪名扣在叙利亚政府头上，在叙利亚国土上倾泻导弹，业界人士认为这是美国为了“美元霸权”所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因同样罪名被绞死，至今却没找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似乎跟民主自由无法，而是同货币息息相关——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位于海牙的国际法庭2015年裁决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没有对另一方犯下屠杀罪，但被西方国家造谣并以“种族屠杀”罪名发动科索沃战争，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在这场战争中被捕且在监狱里暴亡。而此时，欧盟发现自己被美国资本寡头控制的美国政府卖了，自己还帮别人数钱——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元对美元汇率直线下跌30%。卡扎菲被虐杀，西方国家所宣称卡扎菲拥有化学武器的证据却子虚乌有，但除了卡扎菲计划停止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计划中止，绕过西方金融寡头，由卡扎菲主导的非洲货币基金组织也胎死腹中。

尽管马克思主义成立的“边界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马克思恰好能回答“德鲁克难题”。同样，几千年前 留下《道德经》的老子，似乎可以穿越时空来回答关于战争的问题：“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拥有军事实力，才能保证和平。

来源：中外管理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