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时，亲戚间总要互相走访拜年，期间少不了饭桌上大鱼大肉，交换口水、吹牛逼之余，喝酒助兴喝到吐。

而每年的春节期间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过度饮酒送急救的醉汉、酒驾撞人的司机，甚至因劝酒致命连带判刑的阶下囚。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劝酒？除了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好客古风，酒桌之下权力与服从的深刻隐喻，劝酒里的交易、凌辱、控制，无疑则暴露了中国人近乎野蛮的一面。

干杯是一种礼仪，劝酒是一种政治

在大多数热爱酒桌的中国中年男性眼中，酒桌文化被美化成传统美德，劝酒成了一种好客古风。但自古以来，中国酒桌上就没有平等一说，长幼尊卑、等级森严全在这酒里。

     中国古代的酒，从来不是大众食物，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酒之于世，礼天地，事鬼神”，祭祀之礼上的供奉酒水，是属于皇家和当权者的上层文化。

白酒主要以粮食为原料酿造，而粮食又是古代农业社会的命根子，而酿酒的作坊主又获利颇丰。因此，历史上常常发生酿酒大户大量采购粮食，与民争食。为了管理这些酿酒大户袋中财富，中国古代从夏商时期，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周有酒正，汉有酒丞，隋唐宋有良酿署，通过禁酒、官府垄断酒价，以及征专门酒税等等，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和流通。

至今，中国仍有“酒类专卖局”这样的行政机构专门管理酒类流通，“茅台”依然是象征着上层社会和权力的“特供”。

社会等级的隐喻，在讲究尊卑长幼的酒桌礼仪上也一览无余。酒桌上，主人必先进酒于宾，是为献。客人饮毕需回敬主人，是为酢，亦称报。然后，主人为劝客人多饮，必先饮以倡之，是为酬。

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叫旅酬）。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叫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

古代饮酒的礼仪约有四步：拜、祭、啐、卒爵。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

事实上，现在中国人劝酒时常说的“干杯“其实来自欧美，从欧美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翻译做“干杯（乾杯）”，而日本礼节也和西方相似。因此，日本人只有喝啤酒时才会说“干杯”，一般都是用大杯。由一个人（长辈、上级）领头说：“辛苦了，干杯！”然后大家一起碰杯，喝一口，并不喝干杯中的酒，只是注重庆祝的仪式。

而“干杯”一词传到中国酒桌上就变味儿了，长辈领导、商业伙伴端起酒杯劝酒，必须得一口闷，甚至需要反扣酒杯于头顶，以证明喝光了，不然就是不礼貌，准确地说，没有顺从劝酒人之意。

 “都在酒里了，一定要喝到位”

中国古代的酒桌文化一直讲究三杯为度，士大夫们热衷的也是低度数的黄酒，而非现在酒桌上的高浓度烈性白酒。劝酒文化，也只是近几十年才慢慢兴起的。

从劝酒的程度和方式看，各地有所不同，沿海地区、江南发达地区一带要弱一些。而其他地方，尤其东北、西北、西南部分地区，劝酒就特别厉害。

例如东北人劝酒时喜欢说:“看得起, 就干了”，没有多余的话，说完后根本不看对方一眼，一口闷，这在东北人眼里是一种“豪气”。而假装不能喝，拒绝敬酒人，就是“酒风不正”。

从酒品看人品，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判别人的方式，正如人类学家庄思博(John Osburg)在他的著作《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中，评价四川成都的富人群体的酒局的那样：“中国中年男人的酒局，除了酒和女人，跟初中生派对没什么区别。”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在山东一座小城的中式酒局上，就是受到了这样的精神冲击：山东当地一位市党书记——一个五十多岁男子，一边用他婴儿般柔软的手在宴会桌下轻轻抚弄着詹姆斯的大腿，长达45分钟，以此来拉近亲密关系，一边还劝他喝酒，一种在这个外国人看来度数高到几乎没法喝的烈性白酒。饭局之后，官员和商人们又要请他一起去妓院，尽管卖淫在中国是非法的。

许多商人私下都向詹姆斯抱怨，整个过程通常劳心劳力，令人厌烦。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或村镇上的娱乐场所，几乎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实际上，里面常见的是汗迹斑斑的脏床单，以及上世纪70年代风格的鲜花图案墙纸，就像这些截取自三流丑闻视频中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

但是他们前往这些地方,  并非一味是为了寻欢作乐。

像男同学相约一起做坏事一样，中国酒桌上的划酒拳、咸猪手、低俗段子，包括醉酒后的丑态，甚至共同嫖娼犯罪，都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抵押物。在半公开性质的酒局上，酒桌上都是见证人，通过这种羞辱性的仪式，共同掌握对方的小把柄，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而能不能一杯干、喝到位，就是一场能否建立信任的测试。

“没人喜欢过度饮酒，但我身不由己”

酒桌文化深嵌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劝酒本身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征服游戏”。 

与欧美酒吧里酗酒狂欢的年青男女不同，中国酒桌上放纵参与者往往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在集体酗酒的官场上，保住自己的职位，而陪领导喝酒成了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2011年《卫报》记述了发生在中国辽宁的故事。来自东北辽宁的迟先生是当地一家中学的校长，几乎每周都在白酒的熏味儿中度过，而他本人既不是酒鬼，也不喜欢聚会，年过40，受学生尊敬。

“喝，不能保证我升迁。但不喝，我的人缘就会变坏。所以我选择喝，我不愿意也没办法。”迟先生所认知的官场环境就是这样：不遵照上司的意愿接过酒杯，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爽快地喝酒，是对权力的服从。

       据《纽约时报》2008年的报道，河南信阳当地的政府官员们每天都中午的午餐都是一场午宴，在当地餐厅提供的私人宴会包间，其中设有休息区、电视和浴室，酒桌上也摆上了红酒、啤酒和白酒三种盛酒容器，酒精缭绕长达几个小时，一切费用由政府支出。信阳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当地民政局的官员们，下午要么打牌要么睡午觉，常常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

“酒逢知己千杯少”，对来找官员们办事的商人来说，劝酒的人更多是有共同利益目标的“知己”，能喝酒，简直是一条迅速打通关系的捷径。酒桌即战场，穿肠过肚的高度数白酒则是最直接的武器，能不能爬上更高职位、做成交易，就看能不能喝。

同样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有一家专门教人“敬酒术”培训学校“伟良人际沟通艺术学校”，学校创办人修伟良挂在嘴边的名言就是“一次宴请可以改变一生，掌握方寸圆桌的觥筹之法往往能解决很多问题。”

2013年《南方周末》报道了这位校长的一位学生，哈尔滨当地一位市政工程的承包商陈明（化名），经过修伟良一千多块酒桌技巧速成班培训后，设宴款待当地某书记和市长，酒过三巡，陈明成功获得了一单价值3000多万的基建大单，创造了他承接市政工程的最高纪录。

湖南智科公共安全技术公司，一个提供监视和报警技术的公司，其人力资源部门就在其招聘业务经理的广告上这样写到：“酒量大的优先“。这家招聘人员对此解释到：“业务拓展中避免不了酒桌上的应酬，可以迅速拉近跟客户的距离。”他认为，一个称职的应聘人员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喝下半斤至一斤白酒。

而这家公司一直是湖南消防协会、长沙市政府采购的主要企业之一，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业务经理，“酒量”无疑是一条硬指标。

在中国式酒局上，劝酒是一场“臣服”与“来朝”的权力游戏，谁有求于人，谁想号令众生，谁不想买谁的账，谁想不给谁面子......用酒桌上的话说，就是“都在酒里了”。为什么有的人明知不敌还要喝，因为谁都知道不喝的后果。

链接：年底应酬多怎样喝酒不伤身？不谢，请收好！http://www.esafety.cn/blog/u/9490/archives/2017/1527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