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对九十多年前泰坦尼克号海难念念不忘,乐此不疲地谈论,不仅仅因为它创造了人类海难史上的纪录,更重要的理由是,教训乃永久的财富,正如马汉在《海权论》中所说,“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我所感兴趣的是这场海难中涉及到的三位船长,由于他们头脑中不同的安全理念,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后果,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启示。
第一位船长
人们常说:胜利是胜利者的陷阱,这句箴言在在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和水手们身上得到了印证。据说这批人都是来自英国商船队的顶尖好手,而他们的史密斯船长
更加出类拔萃——整个帝国里再也不可能找到比他更聪明、更有经验的船长了,加上他从未有过海上出错的记录。在那些登上泰坦尼克号的乘客眼里,他们坐的是一艘不会沉没的船,并拥有一批不会弄翻船的船员。但事实上,这些特点很可能是潜伏在各种引发事故直接原因背后起作用的因素。
人们习惯于从控制的角度讨论其教训。比如,事先没有选择好航行的线路回避风险;没有选择能见度良好的时间进行航度;没有降低航速以便于现场控制;没有加派人手进行观察进行及时反馈……。其实,思想上的“失控”才是遭遇这场海难的根本因素。因为一旦没有了危机感就会引发盲目的乐观,这种乐观又煽动着轻率,轻率往往迟早会导致悲剧。从这个因素出发,我们才能合理地解释更多的“没有”。比如,船长从没组织船员举行过一次真正的救生艇演习,也没有一个使乘客有秩序登上救生艇的计划,大部分船员甚至不知道如何放下小艇。当灾难降临时他们需要学习做
每一件事情,这些显然造成了更多的人失去生命。所以,只有在思想观念上有充分的危机感,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保障,如果不是这样,如何能解释泰坦尼克号的船员六次接到有冰山在航线上的警告,却仍不肯减速呢?在这次危险的航行中如此麻木,注定他们”死定了”。假如史密斯船长心中有一点点居安思危的意识,就能把握住一次又一次避免灾难的机会;假如这条船是一条普通的船,而非被看作“永不沉没的船”,史密斯又是一位经历过失败的船长,也许就不能陷入“胜利者的陷阱”。毕竟,看到航线上危机四伏的冰山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沉船原因也不是多么出人意料之外。
发生的历史是不允许“假如”的,但可以提醒今天的船长们——各级领导者重蹈覆辙。眼睛不能总盯着“天花板”(政绩),也要注意地板(安全),居安思危应该是领导的“常态”,没有了危机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到胜利者的陷阱里呢。
第二位船长
泰坦尼克号发生海难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号船就在附近,其距离甚至可以用肉眼观察到。按理说它是最具有拯救许多生命资格的船,可悲的是它的船长罗得先生却整整睡了一个晚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这是一位有着什么样理念的船长呢?他的确在思想上充满了危机感,从多年的成败中学到了教训,保守且小心翼翼。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周围仍然能看到这一类的领导者。当罗得船长听说有冰山在他的航线上,他立刻决定减速;当看到了冰山时,他命令船停下来,静静等待天亮。他的无线电通讯员开始警告在危险区里的其他船只。
泰坦尼克号在晚上七点半收到警告并记录到航海日志里。罗得船长与史密斯船长的不同之处促使他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安全理念的差别,使两种命运在那一瞬间决定了。
罗得船长的危机感使其没有遭受泰坦尼克号那样的灭顶之灾。 加利福尼亚号设在船桥上的警戒哨于当晚看见泰坦尼克号在几英里(1英里合1609.315米)之外漫漫接近,然后看见它完全停了下来。警戒哨以为它和他们一样对冰山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接着泰坦尼克号每隔几分钟就对天空发射火箭,这是海上遇难的信号,加利福尼亚号判断那一定是远处视线之外的船发生了灾难。他们甚至没有唤醒通讯员试试能否联络上这艘船。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泰坦尼克号沉到海底去。如果加利福尼亚号立刻回应第一个求救信号的话,他们有可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回所有丧命的人。就这样,加利福尼亚号由于惧怕风险而毫无作为,使本来有可能获救的许多生命丧失了最后的机会。
在领导决策活动中,组织的使命和风险往往并存,当领导的就是要在这种得失中进行困难的取舍。但是为了安全而放弃使命是不能被原谅的,如果消防队为了自身安全而拒绝救火,那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罗得船长的理念显然不是在完成使命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地减少风险,而是把安全不恰当地看作唯一的价值取向,所以说,这种见死不救的场景才是泰坦尼克号海难的另一个悲剧所在。可叹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这一类“船长”并非罕见,如果容忍了这种行为,则意味着组织存在着比目前暂时的安全利益大得多的危险隐患,一旦危机来临,组织就要加倍付出各种代价,加利福尼亚号在这场海难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凡是持这种态度的船长们在做出选择时可要三思啊。
第三位船长
在当晚担任重要角色的第三艘船是卡帕西亚号,船长是亚瑟·罗士强。那天深夜十二点卅五分,卡帕西亚号的无线电通讯员冲进船长室报告道泰坦尼克号撞上了一座冰山。罗士强的反应冷静,他立刻下令卡帕西亚号掉头并全速前进,稍后再问通讯员是否肯定他的报告是正确的,然后安排自己的船做好迎接生还者的准备。这和加利福尼亚号的反应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罗士强同样要面对最大的风险--冰山。在罗士强船长的头脑里,目前的处境他一清二楚,他正全速进入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的同一海域。决策中的两难境地没有使他犹豫,因为泰坦尼克号落难乘客的生命就系在他手中。他的理念是:安全并非没有风险,要想有所作为,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对这位勇敢的人来说,减速是固然可以增加自己安全的系数,但却减少了上千名落入冰海中生还的希望。他选择了全速前进,不过他小心地采取每一个步骤,将风险最大限度的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他加派一个人在眺望台上,再安置两个人在船头,船桥的两侧各一个人,他自己也留守在船桥。也就是说及时而有效的反馈是他克服风险的最重要的措施。半夜两点四十五分,遇见了第一座冰山。
他们小心避开它,并继续前进,下一个小时里,他们又躲过了五座冰山。凌晨四点他们到达泰坦尼克号最后求救的位置,并开始救起救生艇上的人。当太阳升起时,这项援救
生还者的艰巨任务终于井然有序和训练有素地完成了,以致一片平安。卡帕西亚号的旅客也感染了船员自我牺牲的精神,头等舱的旅客把他们自己的舱房让给生还者,其他人
也打起精神尽力做他们能做的事。这个发生海上最大悲剧的漆黑夜晚里,卡帕西亚号的船员和旅客绽放了勇敢和果断的闪亮光芒,罗士强船长则为后来的领导者们诠释了正确的安全理念。
今天的领导者们同样会遇到三位船长面临的安全问题,同样会有类似三位船长的选择。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同的安全理念在决策中都要有所付出,关键是看你的价值追求以及付出与所得之比。罗士强船长付出的是冒着最大的风险和责任,最后拯救了711名落水者的生命;罗得船长将风险性减到最低的限度以求自保,为此泰坦尼克号的817位旅客、673位船员共1490人求生无救,遇难冰海,而史密斯船长的盲目乐观则是酿成这场人间悲剧的祸种,包括船长本人的生命都葬送在自己的手中。这三位船长的安全理念及其不同的结局非常值得今天的各级领导者思考一下——你究竟属于哪一种“船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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