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闯红灯以及最近爆炒的“中国式过马路”等，都是交通违规顽疾。乱相面前，各种治理措施蜂拥而出。与以往不同，石家庄“在大路口,对群体性闯红灯的,要处罚前三名”的强规，明显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并且希图对“法不责众”劣性进行规避。虽有执法不公之嫌，却也能够理解。然而，“对于在小路口闯红灯的行人,将全部处以50元以下罚款”，并在后面缀上几条尾巴，既好笑又让人很不爽。

不遵守交规，可鄙。被抓现行，丢人。在街头“现场担任一到两个小时的交通志愿者”，估计没多少人愿意，那就等着“抄告单位”吧，可谁会“二”到愿意以丑“扬名立万”?而被“移交至派出所做进一步教育和处理”，违法成本又太大。于是，花钱消灾，哪怕再屌丝的穷鬼，也会当然最多地被选择。显然，三选一，其实就是“唯一”选，人性化，也不过是给“以罚代管”披了件漂亮的袍子，里面满爬着钱能赎罪、钱能推磨的虱子。而所谓“会借鉴这十个示范路口对非机动车和行人专项治理的经验,向全市其他路口辐射推广”的说辞，更是以试验幌子，行试探之实。怕民意喊冤，换个马甲照样有人认识。

这就是公共秩序维护的现实：某些权力部门总喜欢高高在上，手握电筒，光照他人，不照自身。权力之手在“自谦”之中蛮力挥舞，于是，“以罚代管”应运而生，诸如“拥堵费”、“排污费”、“停车费”等等纷繁登场，各种社会生活问题伊然成了收费大战。往好里说，是把收费罚款当成了公共治理的最后一根稻草，罚款有效就以为罚的越多越狠效果就会越好。阴暗点说，是把罚款当成了创收生利的金条，是懒政不作为。“中国式过马路”、闯红灯等种种怪相始终难以缓解、根治，谁能说不是这种管理思维所诞的怪胎?

有人说，一个城市交通文明程度的高低，基本等同于这个城市交通管理水平的高低。从这点上说，严刑峻法很必要。良好的习惯需要严格的遵守。再严苛的规章，如果不能让行人自觉退出红灯之外，不能公平低庇佑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乃至迁就或放纵，就是伪严苛，其结果只能是不文明者更猖獗，甚或文明者被逼良为娼。从宏观角度考量，提升人的道德素养、规则意识等，永远是公民守法的“真元”。拥有和守住真元的前提，是权力能从自身层面下功夫，而不是将眼睛死盯老百姓。当始终以此为思考起点，则“以罚代管”的狂热必然退隐，结果很可能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