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禁令难以执行，并不令人意外。而一些政府部门出台限制性的政策，固然有环保、健康等良好的动机，但是，如果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常常就会碰上“软钉子”。

相对于这些禁令，习俗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或许更大。人们按照某种方式生活了很多年，要是一下改变，很难。另外，习俗并不只是影响普通的民众，也同样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

或许不难想象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些本来应该负责查抄塑料袋的执法人员，其本人或家人去买菜的时候，又会坦然使用菜贩提供的塑料袋；一些本来应该负责落实禁烟令的执法人员，一旦脱下制服到了酒店，也照样吞云吐雾，旁若无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的一些生活习俗就是好的。从道理上来说，使用塑料袋很不环保，公共场合吸烟影响他人健康，也很不文明，这些或许应该归为“陋习”。不过，也要承认，即便是“陋习”也是“习俗”，改起来也非常困难，是不可能靠一纸禁令就让众人成了“新人”。另外，如手机实名制、购刀实名制等“禁令”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一刀切”地执行，也缺乏社会认同。这样的禁令当然会遭遇民众的消极抵制。

更何况政府部门的执法力量有限，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也不高。如一些基层部门，食品安全这样的大事还抓不好，又怎么能奢望他们去管菜贩们是否使用塑料袋？手机卡实名制、禁烟令，也存在着有令不管的问题，禁令出来了，却没有人去监督、执法。不管怎样，结果还是把实施禁令的责任推给了社会，要靠商家、消费者自觉执行。最终还是要看，民众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这也再次表明，很多社会领域的治理本质上是依靠合作、认同，而不能单纯依靠禁止。人们在认同与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与法律，并进而改变习俗。中国传统法家也讲法制，可是，缺乏民众认同，而是体现权力意志的法制，其本质是管制，而靠管制很难管出一个好的社会。

所以，政府部门要推动禁烟、限塑，比简单地出台相关禁令更应该做的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让民众了解室内公共场所吸烟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使用塑料袋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破坏。只要这些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同意实行这样的禁止类的法令，那么，执行起来恐怕也就不会那么困难。

(本文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