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监管，对政府;一个是企业，最后关键问题还要看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涉及哪方面责任就追究哪方面责任。现在该追究谁，不该追究谁，没根据不行。”赵铁锤说

     山西省官员头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终究还是落下了，依然是矿难，这成了山西绕不过的坎。

      3月28日发生在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的透水事故将153名工人困于井下，之后山西用尽全力施救，115人在被困七天后得救。王家岭透水事故共造成38名工人遇难。

“这是自山西煤改以来最大的一次事故。”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说。一年前，山西实施煤炭改革新举措，数千名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山西希望发动一次煤炭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变革”进行彻底的产业结构调整，以达到减少矿难发生频率的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发生事故的王家岭矿恰恰是一家国有重点煤矿，国企安全保障的神话顷刻间灰飞烟灭。

4月14日晚7点30分，王家岭矿“3·28”透水事故调查组成立第二天，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离开河津，临行前，山西方面希望安排一顿规格很高的晚餐为骆琳送行，最终被拒绝。

目前，事故已进入调查程序，待解的仍是问责悬疑。

王家岭救援经济账

每次矿难的发生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救援投入，王家岭矿“3·28”透水事故抢险救援耗资已经远超1个亿。

4月7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独自睡在车内，从3点到5点，两个小时并不踏实的睡眠对骆琳来说已属奢侈。在救援的关键时刻，骆琳不安地在矿区内来回走动，不停地吸烟。一位山西省安监局的工作人员说：“当第一批9名矿工获救的时候，骆局非常激动。那几天，他累坏了。”

最初，山西官方曾宣称升井人数为138人，被困人数为123人。在最终核实人数后，被困工人由123人上升为153人。国务院相关领导现场质问一名负责人：“被困人数变化这么大，你们这么大的国企为何这么不严肃?”

但质疑声仍然没有停止，很多矿工认为，井下被困人数应不少于200人。经过3000多名抢险救援人员8昼夜的抢救，115名工人被成功救出。4月1日，亲临救援现场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正式要求山西方面公布被困矿工名单，但时至今日，这份备受关注的名单仍然成谜。

中煤集团副总经理洪宇介绍，事故发生后，抢险救援指挥部迅速成立维稳善后工作组，矿方通过放假、安排去其他施工工地等办法分流职工945人，发放路费和工资1450万元，留下225人参加现场抢险救援。

先后到达的650多名家属被就近安排在河津、稷山、新绛、侯马等9县(市)。中煤集团从下属10多个单位抽调1000多人，加上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维稳工作总共投入超过2000人，分成153个安抚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户家属。安抚小组全程接待，以善后结束家属返乡为止，中途不换人，安抚小组人员和家属生活在一起。

1个亿的投入，或许已经创造了中国矿难救援史上的一个纪录。如果加上获救工人医疗救治的费用和遇难工人的善后赔偿，以及各方人员的食宿费用，王家岭矿难将会耗费多大的人、财、物现在尚不得而知。而这笔巨额开支最终由政府公共财政埋单还是国企来埋单，目前仍无从知晓。

国企“安全之殇”

这起耗资巨大的矿难本来可以避免。

据当地媒体报道，王家岭煤矿是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在乡宁矿区建设的第一对矿井，井田面积约18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23.42亿吨，可采储量10.36亿吨。中煤一建63处碟子沟项目部进入3月以来日进尺连续攀升，最高111.6米，22日经甲方验收月成巷进尺1998.6米。

华晋焦煤甚至提出“花钱买进度”的口号。“有进尺，调度人员就会表扬、多发钱;没有进尺就会骂人、罚款，上面规定的任务，当天必须要完成。”矿工如此归纳王家岭煤矿的特色。按照中煤一建制定的惩罚措施，每1米掘进任务未完成，罚款1000元。事故发生后，碟子沟项目部会议室墙上“勇争第一”的进尺考核标准被透水事故救援方案示意图取代。

“王家岭矿难，坏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直言不讳。

公开资料显示，王家岭煤矿项目是经国家发改委核准，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批准“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由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的国家和山西省重点项目。其大股东为中煤能源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双方各持50%的股份。

王家岭煤矿项目投资总额为51.68亿元。到事故发生时，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21亿多元。矿井项目计划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提前5个月完成工期。

工期还没提前，事故便如排山倒海一般降临到每一个矿工身上。

作为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主要责任方的领导，中煤集团总经理王安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向媒体坦承，发生事故深层次的原因是大型企业盲目扩张，层层承包安全落实不到位。据了解，最初，王家岭矿由27个矿组成，部分曾被私人开采过，政府整顿关闭后，矿主和工程师带走了真实图纸。但这家煤矿被冠以“国”字号后，本该有的安全保障制度在“赶工期”的口号下，形同虚设。

小煤矿常犯的致命错误，在国有企业中仍同样被忽视。山西希望依靠煤改来改变事故多发的初衷依然任重道远。

煤改后的监管困局

山西煤矿的兼并重组是从2009年4月开始的，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将收归国有，9月底前完成被兼并协议的签约仪式，到2010年仅保留1000座煤矿。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监管职能的改变。

2010年2月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明确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除原省属国有重点煤矿外，同煤集团、焦煤集团、阳煤集团、潞安集团、晋煤集团、山西煤运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等省属七大煤炭集团和中煤集团的全资及控股整合煤矿列为省级政府监管对象，其安全监管工作由省煤炭厅负责;其他所有煤矿按所在行政区域列为当地政府监管对象，其安全监管工作由当地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随即，一直合署办公的山西省安监局和山西省煤监局正式机构分设，并在原煤炭工业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安监局主要负责非煤矿山、尾矿库和危险化学品等行业监管和安全生产的综合管理。而作为山西省支柱产业的煤炭企业成为煤监局的主要监管对象。

这也意味着，煤改后，大型国有企业主导下的山西煤炭领域，山西各地方政府已无监管责任。煤炭企业的监管权随着煤改后矿权的收归国有也一并被收回。

发生这次事故的王家岭煤矿办公区在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发生事故的矿井位于乡宁县碟子村。两地分属运城市和临汾市管辖，王家岭煤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曾一度让临汾和运城两地政府相争不下。

但随着监管权上移，两地政府似乎变得一身轻松，大型国企代替政府成为安全责任主体， 官员们压力小了很多。按照目前的政策，王家岭煤矿监管单位分别是山西煤炭工业局、山西煤监局、国家安监局和国家煤监局。其所在地临汾和运城政府并无监管责任。

“这个事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作为救援的大后方提供保障。”河津市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说，“我们的市领导都不参加发布会的。人家是国有煤矿，说实话，我们也管不了，人家的级别比我们高。”

目前，河津市已经着手对参与王家岭矿难抢险救援工作的人员实施表彰。

山西煤改后的煤矿监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这个事情只能在实践中去检验，但总的发展方向是对的，这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总的方向还是向大的方面发展，还需要实践了。” 赵铁锤说，“我们是有决心没把握。”

问责风向标

4月13日，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对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原因展开全面调查。

调查组组长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担任，副组长由山西省政府、国家煤监局、监察部、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担任，下设技术、管理、综合三个小组，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就在矿难发生4天前的3月24日，山西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太原举行，一个细微的变化是，在发言席汇报工作的，不再是各市市长，而是山西省安监局、煤炭工业厅、煤监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管局、消防总队等七个省直部门的厅长、局长。

会上太原市、晋中市、吕梁市三市的安监局长缺席，遭致副省长李小鹏的点名批评。省长王君也痛斥有人拿了材料走人，“把队伍带到这个程度，还打什么仗啊。”

会上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山西计划在4月份出台《行政问责制度》。

“对于安全问责办法，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反对，在这些反对的人中，最多的是县一级。” 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君说，“山西的事情，安全工作必须做出成绩，既有奖，也要罚。对少数干部的惩处和处理，就是对多数干部的爱护和保护，并且放在那个时候出台，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制度还未出台，矿难已然发生，行政问责将如何执行，王家岭矿“3·28”透水事故正好留给山西足够的考虑时间。根据山西煤改后的职能分工，国有煤矿的安全监管工作已收归省煤炭工业厅和省煤监局，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很可能不会问责到临汾和运城两地官员。

“现在正在全力调查，问责这块就是按照法律法规，查明事故原因，科学认定有关方面的具体责任，再进行追究。”赵铁锤说。公开资料显示，王家岭煤矿均为中煤能源集团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此次透水事故中煤能源集团将承担巨大的责任。“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该追究谁的责任就追究谁的责任，但是一定要加大力度，严肃追究。”赵铁锤说。

在矿难频发的山西，官员肩负的安全责任显然高于其他任何省市。在山西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山西省长看临汾”，这说的其实就是矿难。自2005年至今，山西省换了4任省长，临汾市换了4任市长。襄汾溃坝事故后，临汾市委书记空缺了199天。

资料链接

中国从2001年到2004年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88起，平均一周一起。2003年全世界煤矿死亡总数约8000人，中国大陆死亡6434人，占80%，是美国的100倍。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全国煤矿发生一次死亡100人以上事故25起，其中国有煤矿占23起。

(本文来源：大河网 作者：朱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