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隐患不断增多。

　　其一，工业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随之增加。随着工业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生产过程日益复杂以及空间布局日趋集中，高危行业从业人数明显增多，重大危险源数量与危害程度也大幅增加。而我国安全生产总体基础较弱，安全生产建设历史欠账较多，平均工业技术水平和安全科技装备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由此造成许多行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不断增大。

　其二，能源资源需求持续上扬，企业安全生产面临很大压力。巨大的能源资源需求不仅造成了煤炭、电力、石油等能源资源供应的紧张局面，而且对采矿、化工等能源资源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了沉重压力，导致部分企业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问题日益突出。同时，随着开发过程的深入，许多矿井、油气田的开采条件不断恶化，产品加工难度逐渐增加，也给能源资源生产企业带来了新的压力。由于我国能源消费长期以煤炭为主，因此煤矿企业面临的安全生产任务尤为艰巨。

　其三，城镇建设步伐加快推进，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相应增多。2008年，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55个，建制镇19234个，分别比1978年增加了462个和17061个。城镇化率升至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促进了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飞速发展，但也出现了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情况。另外，一些城镇建设盲目求大求快，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缺乏科学的规划设计，对安全因素考虑不足，也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工地坍塌、火灾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断增多。

保障压力不断增大。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安全生产保障要求大幅提高。我国生产装备的数字化、操作程序的自动化和经营管理的网络化，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但对安全生产保障的要求也更高、更严了。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安全技能培训任务明显加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在那些门槛较低、安全生产风险较大的行业中，农民工的比例更高，如建筑业中近80%的从业人员是农民工，在煤矿企业采掘一线则基本上都是农民工。但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技能水平相对较差、安全意识比较缺乏，因此对安全技能培训带来了很大压力。

所涉利益矛盾日益凸显。

　　其一，部分企业在追求市场利益上急功近利，忽视安全生产。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顾现有条件，一味加大生产强度，导致企业职工身心疲惫、安全隐患陡增；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随意减少安全生产投入，也不及时开展职工安全培训教育；还有少数企业顶风作案，故意违法违规生产，并想尽办法逃避安全生产检查。这些现象在中小企业中尤为突出，造成中小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国有大型企业。

　　其二，一些地区以实现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轻视安全生产。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受“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及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导向影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将安全生产置于边缘和次要位置；有的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认为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不仅会挤占生产经营资金、影响扩大再生产，而且又不能立竿见影地得到经济效益上的回报，因此以资金紧张为由，不愿意增加安全生产投入；有的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则认为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或查处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因此对企业安全生产持放任自流的态度，甚至还为一些违法违规的企业及行为提供保护。

　事故处理难度逐渐加大。

　　群死群伤事件时有发生，应急救援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近年来，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一直处于高位状态，造成重大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往往事发突然，抢险救援、伤员医治、责任认定、损失赔偿等工作时间紧、头绪多、难度大，应急救援任务艰巨。

　　社会关注程度不断提升，事故处理工作出现新的课题。随着社会公众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方式深刻变化，政府和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处理工作面临着新的课题。每一起生产安全事故不论大小，如果不及时妥善处理，很容易造成简单事件复杂化、负面影响扩大化、社会危害严重化。

　监管任务不断加重。

　　区域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对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带来了新困难。从总体上看，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的省级区域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各市县的工业化水平更是参差不齐。这对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带来了许多困难，一些安全标准简单化，适用性不够，一些处罚规定原则化，约束力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规定统一性与实际情况多样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生产经营实体急剧增多，对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在安全生产领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门监管部门之间，都还有不少关系有待理顺，尤其是分工不明、职能交叉、重复执法、相互干扰、错管漏管等问题比较突出，亟须加以解决。同时，随着市场化所催生的各类生产经营实体急剧增多，安全生产监管对象数量也大幅增加，对政府职能部门的队伍建设也提出了很高要求。但是，目前一些安全生产执法监管队伍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存在“不愿管、不会管、不敢管”的现象。

国际影响因素明显增多。

　　国际产业分工不合理，加大了安全生产负担。目前，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承担了大量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重的生产经营活动，安全生产负担也随之上升。虽然我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面临着国外低端产业转入的问题，对安全生产构成了较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