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33名矿工在地底生活逾两个月，心理如过山车般起伏。智利卫生部长海梅?马纳利奇在圣何塞铜矿附近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当自己告诉矿工，他们的升井顺序将取决于技术因素时，对方的反应显现出值得称赞的精神。“这没问题，但我想最后一个出去。”一名矿工对马纳利奇说。另外一名矿工反驳：“噢，朋友，我说过我要最后一个出去。”“不，不，真的——我想最后一个出去。”又有一个人抢过话。（《京华时报》10月13日）

马纳利奇评价说，“他们团结互助，希望同伴早获自由，甘于为他人奉献。”从矿工的话语中，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既为成功的解救感到欣慰，也为这种精神所感动。而他们这种精神来自何处呢？

从舆论报道中，不难发现，这与信息的透明和政府的作为大有关联。智利政府十分明确地告诉矿工，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包括告诉被困矿工，救援所需要的真实时间，让被困人员对自己目前所处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正如“没有什么比了解自己真实的处境更能消除恐惧”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看到了积极的互动。

同时，在舆论的密集报道中，我们不但得知了每个矿工的名字，而且连他们的个人兴趣都清清楚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感喟。因为相比之下，在我们这个经历了太多“矿难救援奇迹”的现实中，却出现了与此不同的场景，如山西王家岭矿难后，有工作人员表示：“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在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3?28”透水事故后，有关方面发出了“为尊重绝大多数遇难人员家属的意见，对38名遇难人员名单不再公布”的信息……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吗？

尊重所有公民的生命和生命尊严是文明的要义所在。反观现实，在一起起矿难中，矿工的生命都显得那样脆弱，生命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漠视。种种对待生命的非文明现象的存在，无法让我们感受到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的价值的崇尚理念，也是在消解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但是，在智利矿难的救援行动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奇迹，也见证了人性的光芒，更看到了对生命的尊重。而这点，或许更值得我们去扪心自问，而不是成为一个旁观者。

正如论者所说：“他们也不是对矿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或是讲一些多难兴邦的大道理，而是用很具体的心理指导，来建立矿工们的信心和希望。他们更没有为维护所谓的救援秩序而将矿工的家属隔离开来”，在笔者看来，智利矿难救援奇迹应成为我们的“教科书”，在智利矿难救援奇迹面前，能否让其成为我们的“反思课堂”而不仅仅是陶醉于一时的围观，更考量着社会对生命尊严的崇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