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出头的农民工昝绿喜,自从加入“草根之家”后就把烟给戒了,他说:“原来抽烟是因为下班后无聊,现在能天天和工友们聚在一起搞活动,不需要香烟陪伴了。”
昝绿喜参加的“草根之家”,坐落在杭州市九堡镇格畈小区的一幢民房内。这个由江西籍农民工徐文财2006年发起的民工关爱组织,如今已在浙江省的农民工群体中颇具口碑,拥有会员数超过600人。
资料图片:农民工们自发建立起来的“草根之家”
在青年农民工逐渐成为外来务工人员主体,农民工诉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草根之家”的实践为农民工社会管理这一难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组织起来改变境况
“当时服装厂的用工环境比较恶劣,上班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老板还经常欠薪逃跑。”谈起创办“草根之家”的初衷,18岁就从江西上饶来到杭州的服装厂打工的徐文财说,他只是希望能把工友们组织起来,改变自身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的状况。
“打工者要改变现状,必须组织起来。一时没有人来组织,我们就自己组织。”刚开始时,徐文财只是希望办一个能为农民工提供维权、学习、就业等各项服务的网站。于是,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他开始学习电脑,并去成人学校上了半个月的电脑培训班。
2006年7月1日,徐文财把自己制作的“草根之家”网站推了出来。刚推出时的网站显得粗糙,但受到农民工的欢迎。“人气好得不得了。金华、永康等不少地方的农民工还特地赶到杭州,想和我一起来做这个事。”徐文财说。2008年11月,徐文财等5位志同道合者又凑钱租了一幢民房,成立了现实版的“草根之家”,将网络上的活动延伸到了现实生活中。
记者了解到,目前草根之家的经费来源为自筹资金和社会捐助。除5名组织者每年每人自掏5000元外,杭州一家民工医院每个月捐助2000元,杭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在“草根之家”成立时也捐了4625元。
这里所有用的柜子、电脑、会议桌、书籍都是社会上捐助的。走进大门,记者看到屋内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小纸片,上面详细记载着每一笔收到的捐助。赵欢捐助图书4册,占旭东捐款10元,赵凤涛捐助板凳4条……虽然这些来自农民工的捐助都很微薄,但每个人都把这里当成家在经营。
自助互助 自强不息
“草根之家”,这个由农民工自发成立的组织,有明确的“宗旨”和“理念”:“丰富工友的文化生活,提高工友的精神素质,改善工友的生存现状”、“自助互助,自强不息”。
“我们希望能给工友们提供一个家,一个平台。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锻炼、交流、成长。”徐文财说。
2009年,一名会员的工友——在杭州打工的安徽籍农民工黄根邻患上尿毒症,急需换肾,治疗费用起码要11万元,23岁的他根本负担不起。“草根之家”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着手通过虚拟的网络和现实的活动,为他募集善款。
大冬天里,会员们顶着寒风,来到杭州最繁华的银泰百货门口义演《爱的奉献》,从早唱到晚,一直唱到嗓子都哑了;有些工友到大街上去义卖报纸,最贵的一份卖了200元。最终募集到的钱,不仅成功帮小黄换了肾,剩下的三四万元让他的后续治疗也有了保证。
在这里,如果有某个工友连续几天没来参加活动,工友们就会去探寻。“每个人都有低潮期,如果有朋友帮助一下、倾诉一下,就很容易迈过去。”在“草根之家”看书的农民工王柏说。
曾专赴这里进行调研的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小章说,农民工在城市大多孤立无援,遇到困难时往往只能求助于老乡,因此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老乡会等组织。“草根之家”扭转了此前农民工组织存在的帮会意识,更接近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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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财说:“草根之家成立的时候,维权曾经是一个主要任务,但现在来这里咨询劳动法律问题的人少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打造一个农民工的精神家园。”
他们曾协助中国计量学院零点调查协会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有66.2%的新一代农民工看重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
在这里,工友们自发组织起了包括文学组、文艺组、体育组、法律组在内的多个兴趣小组。每天晚上还都有集体活动,一周七天天天不同,每晚少则吸引三四十名、多则100多名农民工前来参加。
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记者来采访时,这里正播放纪录片《寻找微尘》,讲述的是一批爱心人士做善事不留名、留下代号叫“微尘”的故事。晚上六点不到,就有农民工陆续赶来,来得早的人坐着看,来得晚的站着看,房间几乎被挤爆。
徐文财给每个农民工发了一张白纸,要他们写上自己的观后感。小姑娘李兰流着泪看完了片子,在纸上写下这么一句话:有种关怀可以照亮人,我们的“草根”就是“微尘”。
近日,记者再度夜访“草根之家”,这里正在针对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富士康员工频繁坠楼事件进行探讨。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如何构建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网络?应邀而来的杭州市疾控中心心理学博士汪永光在前面讲着,几十名农民工们围在一起,认真地听着。
在跟徐文财交流中记者发现,他心里还有一种担心,就是怕政府“不理解”。所以徐文财要求“草根之家”的网上会员实名注册,线下会员则需要拿身份证来登记,“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强管理,不要好心办坏事,不要让政府担心。”他说。
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随着年轻一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工流动性大,现有的政府组织难以在劳资纠纷、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实现全覆盖之时,像“草根之家”一样允许农民工在阳光下组织起来发挥作用,或许将成为社会的避震装置。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磊是这里的一名志愿者。他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各界的合力,非政府组织的推动力量也不容忽视,地方党委和政府应该以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农民工组织创造更优化的生存环境。
农民工通过自助互助性组织来维权,可以推进农民工维权活动的有序化。事实上,政府如果与这些农民工组织保持密切沟通,也可以及时了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提早化解风险。杭州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就在“草根之家”设立了劳资纠纷联络站。
王小章说,目前有观点认为农民工处于完全个体分散状态时是最好管理的,这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社会可能是事实,但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让农民工在阳光下组织起来,比起限制的做法,更为明智一些。目前基层政府与农民工之间没有连接的渠道,农民工组织起来,同时也有助于在政府与他们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理性的沟通渠道。(记者 张道生 傅丕毅 章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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