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登科
2006年12月27日，湖北恩施蔡家湾村民胡锦香接到了“应诉通知书”：她的丈夫蔡显银被用人单位———中铁某局集团有限公司———起诉。
此时，蔡显银坐在破旧的火炉旁烤火，对自己成为被告毫无反应。“他是四级伤残，现在的智力只有小孩的水平。”胡锦香说。
摔坏脑袋获赔6000元
这个终日傻笑的农民工，一度是家里的支柱。但灾难突如其来———2005年1月19日，正在沪蓉高速公路挥汗如雨的蔡显银，清理渣石作业时落入井下，头碰在了地上……
住院3个月后，蔡显银的病情阶段性康复，医生建议其回家疗养。中铁某局和蔡的家属达成协议：先回家疗养5个月，再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处理。用人单位支付了蔡显银的医疗费，另外，蔡家拿到6000元———包括误工费、生活费、营养费、护理费。
这是蔡家从用人单位得到的惟一一笔钱。“现在，他家是村里最困难的家庭了。”蔡家湾村村委会主任蒋辉军说。他拿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住户普查表”，蔡家(4口人)2006年的收入总数为4700元，全部收入来源于胡锦香种的一点茶叶，他家欠款为13000元。
变故让胡锦香13岁的女儿差点辍学在家。而蔡显银78岁的母亲，不得不再次担当照顾儿子的责任。
而胡锦香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伤赔偿上。
“走程序”用了一年
丈夫在家疗养5个月后，2005年11月7日，胡锦香向恩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认定：蔡显银属“因工受伤”。次年3月，恩施自治州(恩施市系县级市，属恩施州管辖)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蔡显银的致残程度为四级。
但是，中铁某局不能接受“四级伤残”的劳动能力鉴定，于是向恩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中止审理，要求重新鉴定。
湖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果，同样为四级。在中国，劳动能力鉴定属于两级鉴定，省级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2006年10月，恩施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裁决：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工伤补助近21万元。
但此时，蔡家已经陷入困境，劳动部门的裁决费和律师费至今无力支付。“蔡显银的案子从受理到作出仲裁，走完程序就用了1年的时间。对工伤农民工来说，太慢长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首席仲裁员刘军称。
对于受伤农民工的维权之路，刘军算了一笔时间账：首先，在两个月内确定劳动法律关系。接着，在60个工作日之内作出工伤认定。如果不服认定，可以在30天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此案中，用工单位就申请了复议。
第三，申请作劳动能力鉴定。先是由地市级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60个工作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如果有一方不服，可以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此鉴定为最终鉴定。
最后，根据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进行裁决。
而这些只是一般性程序，还不包括协调和程序上的衔接时间。顺利的话，到作出最后的裁决需要至少大半年的时间。
裁决书终于下达，胡锦香看到了希望。然而，用人单位的诉状将之前的诸多努力化为泡影。
对此，刘军表示很无奈：“法院一旦受理，裁决书就是一张废纸，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这意味着这个案子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而这又是一场拉锯战。”
目前，中国的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一裁两审制”。如果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可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不服，还可以上诉。
用人单位因何提起诉讼？
不服劳动部门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是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但事实上，运用这个权利的用人单位极少。
恩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徐科长对此很不理解：“裁决之前，很多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就已在庭外协商解决———用人单位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会影响其声誉；而农民工时间上也等不起。”
对用人单位所说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负责这起工伤认定的徐科长觉得“不可思议”。“在工伤认定前，首要的就是确定劳动关系。而在工伤认定书下达以后，用人单位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就表明认可了工伤认定书。现在在诉讼中提出这个问题，简直是无理取闹。”他解释说。
中铁某局的代理律师覃可斌对本报记者称：“关于劳动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只是一种策略。实际上，我们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存有异议。”为此，他们正准备向法院申请作“司法鉴定”。
徐科长队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湖北省劳动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是最终鉴定，工伤赔偿也只能依据这一最终鉴定结论，这与司法鉴定毫无关系。”
法院：至少又一年
但从程序上来说，用人单位的做法无可厚非。既然进入了司法程序，那么这又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由于案件还未开庭，所以对于案子的具体情况，恩施市法院不愿作出过多的解释。该法院一位副院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用人单位真是要拖的话，走完完整的司法程序，一审、二审……至少还得一年。”
恩施市劳动和社会和社会保障局的刘科长、徐科长均对用人单位的这一做法表示愤慨：“在案件的内容上，并不存在什么有争议的地方。用人单位提起诉讼，表面上是在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实质是在钻法律的漏洞。”
对于用人单位起诉受伤农民工的意图，蔡显银的代理律师万珏也认为：“一个字，拖！”
这位律师解释道：“蔡显银所在的工地属于‘两路’工程(即铁路和高速公路———记者注)，流动性大，等案子在法院走完司法程序，工程早已完工，项目部也已离开当地，法院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程序正义vs实质正义
“将用人单位和受伤的农民工平等地放在法律的天平两端，对农民工来说实质并不公平。”万律师称，“一般来说，农民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发生意外，就等于断了一家人的生活保障。非但得不到及时的赔偿，还要出钱打官司，对农民工来说，他们处于绝对弱势。
劳动法专家左祥琦则认为，“我国法院目前实行的是一裁两审制，如果走起诉程序的话，确实要差不多一年时间。如果这样，劳动仲裁对劳动者来说，效率低，成本高。现在显然是用人单位利用了这个诉讼程序的缺陷。”
对于用人单位钻法律漏洞的做法，恩施法院一位院长建议：“可以在劳动能力鉴定完以后，就先行支付一定的赔偿，以维持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而该走的程序就继续走，这样就不存在用人单位‘拖’农民工的问题了。”
而在2007年2月5日，中铁某局集团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追加包工头为“第三人”，原本定于2月6日的开庭只能延期到春节之后。
(实习生黎诚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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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根难抓的“救命稻草”
□本报记者 孟登科
近年来，农民工工伤呈上升趋势。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属于“高危”，缺乏岗前培训、超时工作、缺乏劳动保护、机器陈旧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主要原因。发生工伤事故后，农民工平均死亡率大约为1.5％，伤残率为5％。
一工伤课题研究数据显示：该地区71.8％的企业发生过很多工伤，其中，70.2％的受伤者是农民工，每年光断指事故至少有3万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赵铁锤介绍：全国煤矿工伤事故死亡者中80％是农民工；建筑行业的事故中，受害者90％是农民工；全国每年发生职业中毒5万多例，受害者同样是以农民工为主。
工伤赔偿和欠薪称为农民工权益维护的两大顽疾。许多农民工本想靠外出打工改善生活，却往往因为受工伤而致贫。农民工一向被看成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工伤农民工则更是这个弱势群体中的弱势。
中国现有农民工2亿，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建筑施工业、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主要行业。其中，在3000多万的建筑大军中，农民工占80％以上。
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高危行业，但大多数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岗前培训，在工作中也没有完备的安全设施，发生工伤的可能性极大。一直以来，关于工伤农民工的索赔难题不绝于耳。
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当工伤事故发生后，职工、雇工等可以享受由国家工伤保险基金支撑的工伤保险待遇，并首次把农民工也纳入了保障范围之内。
但仅有2000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参保比率仅10％左右。很多农民工甚至对“工伤保险”闻所未闻。即使是听说过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不敢主动向企业提出参保要求。
“私了”成为较为普遍的解决工伤农民工赔偿问题的最终途径。尽管大多数的工伤索赔，都会或多或少进入了劳动程序和司法程序，但往往最终都会私下和解。
“繁琐复杂的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的时间、高昂的维权成本常常令农民工们难以承受。”一位法律专家感慨道。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通过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制度、选择非必经程序等策略迫使工伤者出了极大成本，农民工为了打工伤官司，早已是一贫如洗。而且，农民工往往是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后，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合理的赔偿。
曾有专家建言改革这种处理劳动案件的机制，将现行的“一调一裁二审”改成“一调或裁或审”，或者仲裁，或者直接上法院，建立专门解决劳动争议的“劳动法庭”，以简化程序。
在很多时候，农民工如果发生工伤，就成了弱势中的弱势CFP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