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为伴

孙守仁

1959年仲秋，我在阜新煤矿学院读中专。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很大，我除了翻阅技术资料外，还经常借些小说看。每个星期天，我是图书馆的常客。第一本书是马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我爱不释手，看到动人之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语文老师刘野，对古今中外作家，耳熟能详，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能倒背如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为我们播下文学的种子，凡是他列的书目，我千方百计到图书馆找到。读了那些书，我底气足了，非但能复述书中情节，而且还能对其中的人物品头论足了。从那时起，我便萌生了当作家的想法。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北票煤矿422采煤队，当上了矿工。我很想把工作中那些动人事迹写进书里。然而，我是茶壶煮饺子——心里有，却倒不出来。那时候，三班倒，休班时，我爱逛书店，见着好小说就买一本，日积月累，床头堆积一大摞子书，我真成了“书迷”了。

在矿上没干两年，我响应国家的号召，应征入伍，当上了铁道兵。到部队带点啥呢？床头那20多部小说，好像对我说：“哥们儿，把我们都带去吧，闲时给你消愁解闷。”于是，我把这些小说带到了大兴安岭。那个年代，军营生活单调、枯燥，我们除了施工，就是睡觉。幸好，有这些小说陪伴着我。我最喜欢读的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还有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等小说。有的书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借给战友们读。我常常把书中的片断讲给战友听，成了一名“编外故事员”。或许受到书中人物启示，我开始注意观察生活，注重细节，搜集故事。直至我能写东西时，才幡然醒悟，真该感谢我的良师益友——帮我开启创作之门的书。

生命轮回。我退伍后，又回到北票煤矿，再次萌生著书立说念头。当我拿起笔，鼓捣小说时，已是文学“大龄青年”了。尽管名著读了不少，但因生吞活剥，没写到点子上。究其因，是我胡编滥造，偏离创作轨道，或是异想天开，或是复写生活，仍然不上道。

那时候，我脑子里有好多故事，他们像长了翅膀一样，很想飞出去。写了一些后，对照我读过的作品人物，如张飞、鲁智深、贾宝玉等，再看看自己写的小说，千人一腔，把人物写死了。气得我烧了一批稿子。

天赐良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开往哈尔滨的卧铺车上，邂逅仰慕已久的《上海文学》资深编辑张斤夫，他见我在读《古华短篇小说集》，便跟我攀谈起来。听说我读了很多书籍，又有丰富的经历，他鼓励我说：“你生活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有了他的鼓励，我重操旧业，开始鼓捣小说了，常常写到深更半夜。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我写了个小说《新衣裳旧衣裳》，初稿不像小说，人物也立不起来，脑子里浮现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好像挨了一巴掌，脸火辣辣的。我本来是矿工，连矿工的话都不会说了。后来，我一连改了三遍，采用象征手法，重点写了“料子服压箱底，被虫子嗑了许多窟窿”，既有新意，又一波三折。这篇文章邮到《工人日报》文艺副刊，被编辑选中，刊发时还加了个短论。我喜出望外。接着，《工人日报》又发表了几篇我的小说，都是关于矿工的故事。

在文学创作上，我确实走了一段弯路。我在谈文学创作体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之所以能写出小说，一是得益于厂矿生活，二是得益于那些名著的滋养。尽管我年纪大了，我仍与书相伴，坚持给矿工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