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住进这家旅馆是和母亲一起，旅馆的二楼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写着“站前旅馆”的字样。我已不是第一次住进这里，但和母亲一起住进来却是第一次。它看上去和十年前一样。那门口坐着接待旅客的女人也像是十年前的样子。不过她的眼睛没有十年前亮，头发也变灰了。

　　旅馆的茶水味道飘进鼻孔。我在茶碗前坐了好一会儿。

　　“这是苦荞茶，你多喝点。现在很多人稀罕它呢。说养生。”女服务员笑眯眯走来和我攀谈。她40岁左右，暗黄的皮肤和苦荞籽一个颜色。她带着彝腔的普通话听上去很亲切。

　　“我会说四川话。你说四川话吧。”我说。

　　“看你就像四川人。好。我和你说四川话。”她笑了一下，“你妈妈好有福气。”

　　我望着那茶碗没有说话。不知道怎样回答她。我想着关于母亲的“福气”。她是有福气的女人吗？

　　“喝一杯吗？听说养生。”我来到三楼房间，看见母亲一个人在看电视。我将一杯苦荞茶递给她。

　　我们关了电视。

　　在房间靠窗的位置放着两把椅子，中间是一张圆桌。我将窗帘收起来，房间顿时亮堂了。街上的旧景又落入眼里来了。

　　我曾在这里找工作，和一个叫阿芳的姑娘走得脚板起泡。我想起和阿芳被理发店的老板娘撵出门，想起我们流落街头，而这些母亲是不知道的。我自认是个聪明的勇士，勇士是不可以在父母面前喊“人生没有意义”或者掉眼泪。那是我比较灰色的一天——我和阿芳共同灰色的一天。我们买了一瓶酒，然后住进站前旅馆。那晚大醉。阿芳说，喝完咱们可以跳楼了吧？我说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就是为了跳楼才来这里的，但是要喝完酒再跳，不能浪费。喝完我们醉得没有力气跳楼了。第二天更不好意思跳。“死都敢了。还有什么不敢？”阿芳望着楼下说得悲壮十足，于是我们二人决定从此不再想跳楼的事。

　　现在我就住在站前旅馆。当然不是曾经喝酒的那间（实际上也记不清喝酒的是哪间）。我想邀请阿芳喝一杯苦荞茶。然后谈一谈十多年来彼此的生活，再回味一下曾经年少无知闹的笑话。可我们已十多年没有联系了。我忘记她的住址，甚至忘记她的姓氏和样貌，连她说话的声音我也忘记了，我只清楚她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味道是好。”母亲喝了一小口苦荞茶，赞叹着。我回头看她，她也正看我。

　　“当年这东西是用来做口粮的。现在都用来养生了。养生是什么意思？”她端着茶碗，望着那茶碗里淡色的水。

　　“就像小时候你给我找的那些八月瓜一样，它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菜，但吃了它都说好。”

　　到了晚上，我们在站前旅馆的楼下要了一份酸菜鱼，打包到房间里吃。

　　“比你爸做得好吃。当年他下馆子可从来不带着我们。”母亲说。

　　我母亲是个任劳任怨的山民。她和隐士一样心里装着田园，当然她从来不会给她的田园写诗。她是个平凡的村妇，小学没毕业。她认识的那点儿字只够用来签收一封信件。她常年在山中忙活，魔芋出来的季节找魔芋卖，何首乌出来的季节找何首乌卖。雨天放羊，晴天进山。她比这世上任何一个隐士都忙。曾经她边干活边唱山歌，现在她唱山歌的嗓子只用来喘气——一种上了年纪的人的虚弱而倔强的气。

　　“何首乌就生在这样的地方。”出门时，我们走在山路上，她指着峭壁上那些何首乌的藤子和我说。她教我认识何首乌的叶子、藤蔓，以及何首乌喜欢什么样的泥土，只有在那样的泥土下，才能挖到成熟的何首乌。

　　“你不要看它的藤子长这么好，其实这下面啥也没有，你要是认不熟它的习性就找不着它。”她经验丰富地指着我认为可能会有很多何首乌的藤子。

　　“那种地方才会有。”她指着刺丛丛的杂林子，林子里布满了扎人的荨麻。

　　“我还去过更陡的地方，站在那样的地方心里确实害怕，如果摔下去，怕是连尸骨也找不见。但有什么办法呢。我闲不住。现在又不像以前，以前要带你们姐弟三个。”

　　我想到以前。以前她非常希望我可以念大学，并且在我15岁之前找了很多算命先生给我算命。他们差不多一样地说：“她将来是个秀才。”这可让她生气了。“秀才？落榜的才是秀才。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我初一没念完。

　　“都是穷。都是没有本事。那年头猪也喂不胖，庄稼也不好。就是那坡上的何首乌和魔芋都像受了诅咒，半棵也找不见。要是像现在一样好找——现在一斤魔芋可以卖八块钱呢——你一定可以上大学。也不会小小年纪的，像孤儿一样流浪在外边。做父母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她又提起往事。

　　坐在圆桌边，母亲把鱼头夹给我，然后是鱼肚白，又给我添了一勺鱼汤。

　　站前旅馆的窗门被路灯照得通明。我又泡了两杯苦荞茶。

　　“妈，楼下那个女人说你福气好。”

　　“确实福气好。”她想也不想就回答我了。然后端起一杯苦荞茶，喝光茶水，把泡开的苦荞籽也吃了。

    （阿微木依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