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裹着雪花，漫天飞舞，驻地帐篷被刮得摇摇晃晃，好冷的夜晚。

天已黑了，我们早早点上了马灯，十多个兵围在一起吃晚饭。突然，有个“雪人”闯了进来。只见他背了一杆猎枪，浑身上下，像从雪堆中钻出来一样，怔怔地站在我们面前。他指着笼屉里几个白白胖胖的馒头说了什么，但没人听得懂。我透过他的眼神，猜测他是饿了。我没经首长准许，竟然拣了四个馒头给他，兵们朝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他接过馒头，揣进兜子里，一边点着头，一边说着什么，匆匆走出了帐蓬。我后悔没问，他是哪个民族的，到这里做什么。那年月，我们老铁（铁道兵）在大兴安岭修铁路。我们这支小分队，是团部打前站的，为后续进来的连队提供施工图纸、路桩等。我依稀记得，初冬时节就到了那里，那是大兴安岭腹部，荒无人烟，内地还看得鲜花，这里已下了三场大雪，我们被裹在白色的世界里。

然而，我们测量小组是小分队最最辛苦的，沿着事先设计好的路桩，我们对着图纸，需要一个桩一个地复测，以便交给部队施工。那年冬天却出奇的冷，雪一场接一场。然而，路桩沿着崎岖的山峦向前延伸，我们测了一个点又一个个点。首长告诉我们，天下着雪，很不利于测量，早点收工。可是那天点低，我抱着经纬仪，一不小心跌倒了，险些摔坏仪器。可是，那个测点又在山坡上。如果打不出来，次日还得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大功告成了。此时，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像下棉花似的，迷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辨不清驻地的方向。大个子说，咱们朝西走，胖墩非要坚持朝南走，其实他们说得都不对，我本想用经纬仪找方向，天已经黑了，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前行。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根本看不到驻地的帐篷。我心想，坏菜了，我们迷路了，这样下去，我们非得冻死在林海雪原里不可。大个子是东北兵，年纪大，有生活经验，他对我们说，即使走不动，也不能停歇，否则会冻伤的。然而，肚里没食，轱辘轱辘直叫。突然，胖墩滑倒了，顺着陡坡滚了下去。幸亏被一棵树挡住了。我们借着雪光，继续前行，那该死的雪，仍没有停歇，非把我们埋住不可。这时，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午夜十二点。我想首长不知怎么担心呢，背不住派兵找我们呢。我们驻地，总共有12个兵，他们绝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吧。我对他们说，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若是在大兴安岭迷路，那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冰雪天，弄得不好，非得冻死不可。

由于又冻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忽然想到，若是吃上两个白白胖胖的馒头，该是天下的美事。为了缓解饥饿感，我对他们说，你们还记得那个“雪人”吗？大个子说，说不定他就住在这里，若是有他做向导，我们也不至于找不到家。光顾走路了，胖墩惊叫了一声，前面有灯光。我想这里可能有猎户，背不住邂逅“雪人”呢。约摸走了十几分钟，那灯光越来越近了。我借着雪光，发现有几幢房子。我早听说，这里居住少数民族，有达瀚尔族，还有鄂伦春族。我们直奔第一家，站在柴门外，大声喊，老乡，我们是铁道兵。话音没落，响起了一阵狗吠。随即屋里灯亮了，走出一个人，把我们引进他们家。那条壮壮实的汉子，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扑打我们身上的雪，给火炉添柴，顿生一股暖意，他又找来几块孢子肉，直往我们手里塞。继而，他眼睛盯着我，冷不丁，把我紧紧抱住，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但我一句没听懂。他又用手比划着，意思说，你们给了我四个馒头。

在“雪人”家待了一会儿，火炉帮我们驱走了风寒，似乎身体不那么僵硬了。但是这里不能久留，首长和战友不知咋着急呢。我对“雪人”说，我们不能再待了，说什么也要赶回去。可是，没有向导，我们还会找不到营房驻地的。实际上，“雪人”家距我们驻地很近，顶多六七里远。我们刚出门，前边不远出现三颗信号弹。我猜测，准是首长发出的信号。他关上柴门，背起那杆老猎枪，给我们当向导，非要送回驻地不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约摸一个钟头，直至拂晓，我们终于回到了驻地。

那天，我见伙房有好多白白胖胖的馒头，又送了“雪人”几个。他冲我们嘿嘿直乐。尽管这个故事都过去了半个世纪。但那个“雪人”兄弟的形象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我念念不忘那位高大魁梧的少数民族兄弟。我突然想起了这样一首诗：明月当空照乾坤，一声哀叹忆何人。踏遍山川寻兄弟，只怪兄弟不留痕。

“雪人”兄弟，我真的好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