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学生并不多，出行的人也不多，因为没有粮票吃不上饭，更要命的是没路条住不上店，只有学生证好使，到哪里都可以，旅游很诱惑。但我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心思，过了元旦，心里想的就是回家。同学之间的通信，说的也是回家。

第二年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车厢里就堆满了人。那一年我也学会了一个新词——“春运”。

寒假我和几个中央民族学院的同学同行，到了北京站，一片黑压压的人。列车晚点，只能一直站在寒冷的车站广场上，站到年轻的身体疲惫。广场上乱哄哄的，也不知道广播里说些什么，突然前面的人开始向车站狂奔，车站西面原来只开小门的铁门被人潮洞开。我们一边往站里跑，一边还要注意脚下一路散落的鞋，等挤上车才发现火车厢太小了。想着地上丢弃的鞋，我叫大家看看丢什么东西没有。民院的大个子诺苏阿军说，看什么啊，先站住座位，下去找就上不来了。

车一动人就瘦小了，车厢稍微松宽了些，站着的人可以转转身，小个子诺苏张想到座位下面睡觉才发现已经被人霸占，大家理论起来，屁股下面的家伙看我们人多，答应换着睡。阿军拿出一个大塑料桶，我以为是水，结果是酒。“来，大家喝点，好睡觉。”

一觉醒来车已经在河南。阿军又拿出大桶，我说口渴，不喝酒了。他说已经在郑州站换成自来水了。大家都拿出杯子倒了一杯。看着边上渴望的小孩不忍心，他也倒给他们喝，一桶水很快就没了。过了一会儿，诺苏张从椅子下面钻了出来，看着满车厢的人，皱着眉说要去上厕所，学兄阿军说，别去了，厕所里面好几个人，等车到洛阳到车站上吧。我想着下面的卧铺，问张怎么样，他看着厕所的方向说，车停的时候可以把你熏醒，开动了就可以酣睡，你下去休息一下吧。弯下头，底下闻了闻味道，我停止了平躺的念头。阿军看小学弟都没下去的意思，自己躺进去了。“到洛阳叫我啊。”跟着话音就是呼噜声了。

把窗外的眼光转回来，我看见王哥在看一个人，寻着眼光过去才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通道中间东倒西歪的没个依靠，脸色不健康的难看。几个人眼光一聚，王哥站起来说，“大娘，你来坐坐。”说着就起了身，老太太一坐下就睡着了似的，一句“谢谢”也没有。我们也没在意，和屁股底下爬上来的人轮换着坐，一路有说有笑。

不觉车就晃荡到了洛阳，洛阳是大站，要停12分钟。被叫起来的阿军提着桶开窗就翻了下去，一边走一边丢给我们一句话：“上厕所的赶紧，车门那边出不去。”大家轮换着翻下去又翻上来，后面上来的王哥说车站刚才没放人，现在一下子都来了，好多人翻窗朝车里挤，赶紧关窗。可大个子还没上来呢。正说着，一堆人就想从我们的窗户翻进来，我们一些人按住他们的肩，一些人扒开他们的手，正反复纠缠的时候，“给老子滚开。”一声怒吼从一个蓬头垢面的大个子嘴里传出来，他三两下就把下面的人推开了。看着那张车座底下污染成黑灰带五花色的脸，我们都有点害怕。阿军爬上来赶紧就关了窗，正想问他怎么那么慢，“他妈的，自来水也跟小孩儿尿那么小，还不排队，你们要是去，根本抢不到。”他笑呵呵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

车停着一直没有开，等到警察把堆在车门的人清走，把站台上的人都赶出去了，我们才开窗透气。又过了半点钟，车还是没开，倒是下面两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箩筐边走边吼着：“我们是餐车的人，列车拥挤，要吃饭的人就这里买了。八角钱一份，要买赶紧买。”八角钱有点贵了，可我没带吃的。“买几份上来大家一起吃吧，回头我吃你们带的。”我对王哥说。给了钱，餐车的大哥扔给我们几个塑料袋。

又过了一会儿，车站的广播里传出列车暂时不走的消息，招呼大家下车活动活动。车站已经没有了“外人”，很多人开始下车，站在站台上又是伸腿又是弯腰的，一身幸福的轻松。我们也想下去，阿军窗外探探头，回来说吃饭吧，别下去了。正说着，火车就开动了。那些幸福的人全在站台上一边奔跑一边挥手一边喊。也不知道都喊些什么，我们只听见列车上的广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因为减震弹簧被压死，列车不能行进……现在车上的人清点一下周围的人，有认识的帮他们看好行李……”

阿军学兄一边乐一边说：“给老子，阴谋啊，我就觉得不对，阴谋啊，哈哈。”接下来，我们打开了餐车的塑料袋，是两个烧饼外加一根不到20厘米长、比拇指略粗的腌萝卜。阿军叹道：“八角钱！在老家能吃三份回锅肉了。”

说到老家，也不知道是想回锅肉还是想家里的亲人，一下就安静了下来。我们尊敬的老太太依然安静。车哐当哐当的声音变得很清晰，屁股底下的人早回下面去了。我们轮流站立七八个小时后，想请老人家也起来站站，结果老太太只眯眼看了我们一眼，根本不理睬我们。愤怒一下就成了集体情绪，大家叫嚣着把她推到过道上，可看见那张脸，谁也没动手。车到宝鸡，老太太终于下了车，临走没有吐出一个字，我们期待的感激表情也没有。

她不会是哑巴吧？可能是河南人哦，几千年逃荒要饭的，只知道自己顾自己了。你知道她哪里上的车啊？也可能是陕西人……

大家七嘴八舌的，王哥被我们吵醒，伸着手指点了一圈：“你们这些人，她老人家身体肯定不好，做了好事就当学雷锋了，还要回报啊？大家都是回家过年嘛。”

基于这次疲惫的记忆，后一个春节我决定不回家了。几个同学说好的，结果在最后只有我和阿平留在了学校。古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我可能有点像这样没心没肺的人。清静的校园和清静的北京，很不错。有一天阿平去看北京的亲戚，我独自一个人看书，一整天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晚上闲下来给父母大人写了封信。初三，北京的同学背着面粉回到学校给我们包饺子。初五以后，同学就稀稀拉拉地回来了，院子里开始热闹起来。快开学的时候收到了家里的信，爸爸写一段，妈妈写一段，最后几行是姐姐加的，她只是说今年过节冷冷清清的，妈妈有些伤心。看到这里，我心里一下就紧了，右肩像针扎一样一下一下地疼。

跟着学雷锋的3月我想起了雷锋是孤儿，没有家，他不回家。但我有家。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

后来我留在了北京工作，在城市里也有了自己的家。后来，稍增加几个人就被压垮的计划经济也歇息了，涌进城市的农民一年一年增多，无论运输能力提高多少倍，依然难以舒缓潮水般的迁徙。但30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年都回趟家看看老爹，也看着老娘的脸慢慢布满皱纹，皱纹慢慢变成硬硬的核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