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在空中漫舞，一阵大，一阵小。窗外的树木，被尖利的北风吹得鸣鸣作响。嚇，好冷的天！不知是锅炉烧得不好，还是外面气温急骤下降，室内温度十几度，都有点抗不住了。我嘴里嘀咕：别冻成冰棍。我的双眸没离开窗外，房子白了，千树万树梨花开，好一派北国风光。不怕大家笑话，户外仅有零下十几度，我就冻得不行。
    我的大孙女说，爷爷，你在大兴安岭当过兵，据说那里温度比朝阳更低。我收回目光，瞥了孙女一眼，心里说，何止更低，而是零下45度，素有“高寒禁区”之称。如果再往北走，会在零下五六十度。孙女惊讶地说，那你们咋没冻僵了呀。我的思绪拉回六十年代中期，我们铁道兵开进大兴安岭腹地修铁路，那是个怎样的情景，到了冬天，几乎天天飘着雪花，一场接一场，雪越堆越厚，别说修路，连营房都走不出去。那年月，生活条件有限。只能窝居在驻地，事先粮、菜、柴备足了，不怕大雪封山。每天上午九点多，兵们才能走出帐蓬，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皮手套，还要戴上护鼻罩，可想而知，天有多冷吧。我们却在这里度过四个寒冷的冬天，但我没冻僵，只是脸上留有冻痕。
    窗外，飞来了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是嫌天气太冷，还是雪埋了地面，没有觅食的地方。我看着麻雀，便想起大兴安岭的松鸡来了，仿佛耳边响起它们的鸣叫，好像说胆小鬼，你们都害怕了，连屋都不敢出来了。
    松鸡，俗名飞龙。体重约有一斤多，它们从这棵松树飞到另一棵松树，有时是三五只，甚至是十几只，晨起暮归，生活很有节奏，快乐地生活着，差不离天天如此。我闲着没事的时候，爱看雪景，仰望着红红的太阳，很想说，太阳公公，给我们点温暖吧，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成为这里的“雕像”。然而，有的禁不住寒冷的袭击，甚至想打退堂鼓，很想离开这不毛之地。别说是他们，我都有点动摇，真怕回不去家了。
    漫长的冬季，长长的夜。有时地龙（火炕）断火了，帐蓬温度降下来了，兵们冻得瑟瑟直抖。父母来信，问那里冷不，我说不冷，如果说是零下四十五度，那么父母该牵肠挂肚了。我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冬季，回想起来，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
    有一年，我在农贸市场上，听到有人吆喝：谁买松鸡了，肉细嫩，很有营养的。我忽然想起那个冬天，部队首长进京看贺龙元帅，带去百只松鸡，谁知，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贺龙非但没收到，相反有两名战友因打松鸡而掉进雪窟里……
    外面的麻雀仍在起劲地恬噪，是冻得不行了，还是太饿了，我赶忙扔出一把小米，它们吃着，还瞪着小眼睛左顾右盼的。这时，我从电脑里搜出一群松鸡的图片。坐在电脑前，默默地看着，好像它们从我头顶掠过，心里禁不住感慨多多，我们兵们都很喜欢松鸡，不时地传来了“嘎—嘎—”或“呱—呱—”，这是雌雄鸟的鸣叫，飞行200米左右，但它们耐寒，别说在零下45度，就是在六七十度，它们照常在深山老林里飞呀，跳呀，因为它们从来不惧怕寒冷。我们应感谢松鸡，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有松鸡出现。我之所以经得起寒冷的考验，皆因有松鸡给我们做伴，它们快乐，我们高兴，并没觉得有多么寒冷。
    零下四十五度，在常人看来，不可思义。在大兴安岭的腹部，非但有不惧严寒的落叶松、樟木松、白桦树，还有喘气的松鸡，都快乐地生活着，然而，兵们也是如此。我禁不住唱起《铁道兵之歌》：背上行装，扛起枪，雄壮军队浩浩荡荡，同志们啊！你要问我哪里去？我们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