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洞煤矿座落在山坳里，风景秀丽，特别是春天，有花有草，眼前是一片葱绿。
    我下了汽车，抄近路，走一气，歇一气。我站在山峦上，鸟瞰高高的井塔，还有那一幢幢住宅楼，感叹不已，嘴里嘀咕：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有个叫三秃子的老窑皮，退休后，做义务护林员。他见我在山坡上，便呼哧带喘地追了上来。不知是走急了，还是犯病了，好一顿咳嗽。声音空洞洞的，就像五脏六腑被什么东西掏空一样，唉！咋跟我的病，这么相似呢。回眸一看，我觉得有点眼熟，难道他是三秃子？曾是我们掘进班长，我很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你是胡为（三秃子），身子骨硬朗吗？”三秃子怔住了，上下打量着，笑着问：“你，你是英山吗？咱们快有20多年没见着面了，你也不来矿上看看！”我憾憾地点了点头。眼睛潮湿了，禁不住想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我是矿大毕业生，分到这家煤矿，因嘴好说，竟然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别的大学生抽到矿上当了干部，惟独我仍在掘进队当工人，一气干了10年，直至78年才调到省煤矿设计院。近些年来，我设计十几座500万吨大煤矿，是院里高级工程师（正教授级）。现在，我刚刚设计完一座千万吨现代化矿井。我忙中偷闲，想回娘家看看老哥们。一来叙叙旧，二来看看他们身体如何，有没有得矽肺病的。
    三秃子拍了我肩头一下，不禁一愣，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提起那些老窑皮们，三秃子干咳了两声，镶着煤屑的脸，阴得可怕，本想接过话题，但他喘得厉害，上气不接下气。停了半晌，歪着脖，对我说：“唉！李四、胖子、狗子、大饼子，早就走了，咱们队的老窑皮，没剩下几个！”没等他说完，又是一通咳嗽，脸憋得青青的，看样子，病得不轻。“你干嘛还当护林员呀？”我故意这么问。三秃子有些不高兴，白楞我一眼，很想数落我两句，嗔我这样说话了。不过，话在嘴边咽了回去，他看了看我，反问一句：“听说你退休了，还在谋事，不觉得累吗？”我握着三秃子的手，问：“你病成这样，到医院检查过吗？”
    三秃子没说话，先打了个唉声，言外之意，这里远离市区，有啥病在矿医院诊断一下了事。有人说他是矽肺病，检查了几次，都没定下来。
    “那你没到市里医院看看吗？”我关切地问。
    “奇怪了，我们俩咋得的一样病，是不是跟掘进有关？”我瞅着三秃子说。
    三秃子有点抹不开。那时掘进，干打炮眼，鼻子差不离塞了岩粉，他是班长，只要进尺，戴不戴防尘口罩他不管，只要完成任务就行。我的防尘口罩坏了，找到三秃子，他吼了一声：“就你怕死，非要戴口罩吗？”我掂量一下自己，本想跟他理论一番，又一想，我是“现行反革命”，还是把话咽到肚子里。直至湿式凿岩……我调到设计院时，还算年轻的，随着年龄增大，咳嗽日渐加重，那时，我很少看病，每每感到不适，吃上两片药顶着。谁知日子久了，木已成舟。
    我打破三秃子窘境，对他说：“咱们下山会会老哥们吧？”三秃子脸挤出一丝笑容。
    约摸走了半个钟头，见有家饭店，我们就进来了。我对三秃子说：“你去找老哥们，我们在一起叙叙旧如何？”
    三秃子找来我们的队长侯四，还有李二麻子、大眼珠子……
    我点了很多的菜，满满一大桌子，其中有道名菜叫“杀猪菜”。还有二瓶北京二锅头，然而，酒是打开了，也都斟上了，只是谁都喝不了，再看看这几个老哥们，背驼了，脸像干巴枣一样，侯四咳嗽完了，大眼珠子接上，我也开喘了。我们看着满桌子饭菜，大眼瞪小眼，谁都不愿夹菜。我有意调节一下空气，佯装生气的样子，“怎么不欢迎我呀？”“哪里。哪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看着他们的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很不安，他们为煤炭事业做出了贡献，如今都病成这样。我应该替他们谏言，加强治疗，以延长他们寿命呀。
    直到这时，侯四抬头瞅瞅我，咳嗽了一阵子，不解地问：“你是高工，咋也得了这种咳嗽病？”
    我苦笑了一下，非常不安地说：“不是光我，而是有一批老矿工，都得了这种病。”说着，我掏出一张事先写好材料，那是上书省人大的《关于矽肺病的预防和治疗》提案，为退休或在岗的井下（包括其他行业）工人，维一把权，免费检查矽肺病。
    三秃子看了看，并带头签上了大名：接着是胡为、侯四……
    我回到家里，老伴见我咳嗽不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
    我说：“不光我去检查，可能还会有一批老矿工！”
    老伴半信半疑地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摸了摸嘴巴，很阳光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