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黄总的歌声，仍是那么有磁性，那么有穿透力，每当想起他，仿佛他的歌声在我耳畔萦绕。
    那是在高高的大兴安岭，那是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高寒禁区。帐篷外，白雪皑皑，冻哑了礼堂，却响起悠扬的歌声。唱歌的，是长影慰问团的演员们，他们送来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我们团首长也出节目了，战士们的掌声，此起彼伏，险些把礼堂的房盖掀开了。我们足足等了三四分钟，登台亮相的竟然是黄总（总工程师），他身着一件皮军大衣，满面红光。很有礼貌地敬了一个军礼。
    我问身边的徐参谋，“我们作战股跟黄总是邻居，咋没听见过他唱歌呢，千万别掉链子呀！”
    徐参谋似乎更比我了解黄总，他示意我别说话，听唱歌。
    “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上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黄总唱着唱着，台下的战士们也跟着唱起来，且声音越来越大，简直是千人大合唱。
    这首歌是铁道兵军歌，每个战士都会唱，当然黄总也不例外。
    “唉！黄总还会唱别的吗？”徐参谋扭过头冲我笑了笑，意思说，精彩还在后头。正当我愣神之际，台上又响起了电影《冰山上来客》的插曲《怀念战友》：“……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象那雪崩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见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我深深地被他的演唱迷住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掌声，雷鸣般的掌声！
    我问徐参谋，“黄总不是毕业于铁道学院，怎么歌唱得这么好？”
    徐参谋笑着说：“黄总念两个大学，一个学铁道，一个学声乐。”
    “那他咋不上歌舞团呢，非得当铁道兵，整天钻山沟，住帐篷，多艰苦呀！”我很惋惜地说。
    “本来，黄总就在歌舞团工作，是男中音，后来听说铁道兵需要像他这样的专家，就毅然决然地穿上了黄军装，来到了部队，干上了老本行。
    我听到这里，不禁为黄总的行为所感动。
    第二天，黄总来电，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说是办公室，倒不如说是卧室，一张简易桌子，一把木椅，帐篷上挂着铁路施工图纸，但最显眼的莫不过是那把褐色小提琴。
    黄总给我倒一杯水，亲切地问：“听说，你学的是采煤，打隧道你是内行了，咱团隧道技术由你来负责。”接着他补充一句：“是不是生活不适应呀，有啥困难尽管提？”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其实，我真想打退堂鼓！
    当我离开黄总办公室，他突然叫住了我，“听说你爱好文学，需要什么文学书籍吱声，我叫家人给你捎来，但有一个前提，必须干好工作，打好隧道！”我向他行了个军礼。
    隧道一米一米向前延伸。
    当隧道推进到200米时，突然遭遇了破碎带，施工停滞不前。首长急了，明明规定“浅打眼，少装药”，他非要“深打眼，多装药”，我拗不过他们，结果发生大塌方事故，拱顶落下了13米多，幸好，没伤着人。黄总知道这件事后，亲临现场，分析事故原因，当着那位首长的面，严厉地批评说：“不讲科学的蛮干，非出大事不可，今后技术问题，没经孙技术员同意，绝不能施工。”
    当隧道贯通的时候，黄总因年纪大身体有病，提前转业了。
    送别黄总时，他给我十几本小说，还有他写的歌词和一摞子日记……
    那年月，不像现在科技那么发达，我未能将他演唱的歌曲录制下来。
    在我出版以铁道兵生活为原型的小说《零下四十五度》首发式时，我也像黄总那样深情地唱了那首铁道兵军歌。
    后来我明白了，苦辣酸甜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淳厚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