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家探亲，听妈妈说，关叔没了，让我给他烧几张纸，以示悼念。
    我怔住了，感情上不能接受。
    “这是我给他备的纸，还有供品，让他在九泉之下，也能感受到一些亲情和温暖！”
    妈妈的话，字重如山，不容置疑，我岂敢不听。
    妈妈含辛茹苦把我和小弟拉扯大，耗费了她一生心血。如今我们翅膀硬了，远走高飞了，非但不给她一点儿安慰，反而伤害她的心，太不知道好歹了。
    我从家里出来，瞥了一眼关叔家的破旧红砖房，木门上锁了，再也见不到他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了。
    他原是我家邻居，又是我爹的挚友。20年前，一场矿难不幸发生，爹没了，关叔断了一条腿，又丢了半只耳朵，媳妇也离他而去。
    从此，工人村多了个“李逵”。关叔的脸，缀满了煤屑，像黑锅底，要多恐怖有多恐怖。
    不知为何，他有事没事老到我们家串门，也不怕人家戳他脊梁骨。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毛骨悚然。可我弟弟偏愿跟他开玩笑，不是问他的脸咋弄的，就是双手做成喇叭状，调皮地问：“关叔，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他前倾着身子，惟恐听不着，扯着嗓门喊：“你说啥呀？”弟弟嘻嘻直笑，故意大声喊：“怎么样，听不着吧，还跟我装呢！”
    往往这时，妈妈总是一面斥责弟弟，一面给关叔倒水。每次他来，我都躲到西屋不出来。不是看书，就是做作业，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我爹工亡那年，我12岁，弟弟10岁。在家里，我算个男子汉了，连妈妈都让我三分。可是，妈妈没工作，我们每月仅靠200多元抚恤金勉强维持生活，连糊口都难呀！没办法，妈妈找到矿上，找了个扫大街的工作，勉强度日。
    那年秋天，弟弟突然肚子痛，痛得满炕直打滚。赶巧，妈妈去了姥姥家。那时不像现在，又是电话又是手机。姥姥家在农村，离矿上10余里，找妈妈又怕弟弟病情加重，当时急得我直哭，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了关叔。
    他拄着单拐，借了辆手推车，将弟弟送到了医院，并垫上了住院费。等妈妈赶到医院时，弟弟已做完了阑尾炎手术。若不是送得及时，弟弟恐怕有生命危险。妈妈自然要感谢关叔了，还叫弟弟认他作干爹，给他磕头。弟弟简直是属小毛驴的，倔得出奇，那个“爹”字始终没叫出口。
    我和弟弟，像小树一样，一天天长大了，饭量也日渐增加了，别说吃馒头，就是大饼，一顿也能吃上三四个。家里那点儿钱，简直是杯水车薪，根本吃不到月末，没办法，只得找关叔借。妈妈脸皮薄，从不找矿上，有苦只会往肚子里咽。然而，那个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呀！妈妈也想给我们找个后爹，可谁愿意拉这个帮套呀！
    姥姥劝妈妈再找个男人，以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可我妈妈一再推辞。姥姥提到了关叔，夸他心眼好，又没有家口，仅有点儿残疾。妈妈没表态，不说行，也没说不行。
    姥姥和妈妈的谈话，我听得一清二楚。我疯了似地闯到了屋里，向妈妈哭诉着：“你若嫁给他，我就死给你看。”我一闹腾，弟弟扯着妈妈的衣襟，说什么也不让妈妈离开这个家。
    一场家庭风波，闹得沸沸扬扬，连关叔都感到了内疚。他有好些日子没登我们家的门了。即使碰到了，老是避开我的目光，好像他办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脸上写满了负罪感。那时，我发奋读书，非要活个人样来，最后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然而，妈妈却高兴不起来，拿着我的入学通知书直抹眼泪。
    “哒、哒、哒……”声音由远而近，我猜一定是关叔来了。
妈妈赶忙用衣襟擦了擦眼泪，给关叔倒水、让座。我竟然连句客套话都没说，弟弟却给关叔卷了一根纸烟，并对他说：“这烟有劲，抽了这根想那根。”关叔狠劲吸了一口，呛得直流眼泪。
    末了，他睃我一眼，颇为自豪地说：“考上大学了，可得给咱黑哥们争口气，治理瓦斯，别让它再伤我们了！”我勉强笑笑，吝啬得连一个字都没说。
    关叔吸完烟，从兜里掏出2000元钱，递给妈妈说：“孩子上学用钱，你拿着，等孩子挣了钱，再还我。”妈妈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老是重复一句话：“这得咋谢你呢！”
    没过两年，我弟弟也考上大学了，这对妈妈来说是雪上加霜。家里实在没有钱了，也没有什么家产，仅有三间石头房，又是公家的。妈妈着急上火，白了头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又向关叔借了3000元钱。若不是关叔雪中送炭，说不定我们哥俩还真上不了大学……
    日久生情。也许我妈跟关叔好上了，但她却不承认这个事实。
    “妈，我关叔死于什么病啊？”我半晌才蹦出这几个字。
    妈妈长吁短叹一阵子，抹着眼泪说：“哎！好人不长寿呀，他得的是肝癌。”
    “那他咋没保养好身体呢？”我继续追问。
    “大夫说他太苛求自己了，总是省吃俭用。”
    “那他的钱呢？”
    “是呀，他的钱呢？”
    妈妈从怀里掏出一张发黄了的账单，那上面记了45笔账，累计欠款18000元。“他关叔，我真的对不住你呀！”妈妈哭诉着。
    我接过了账单，脸涨涨的，哽咽着说：“妈妈，都是我不好！妈妈，都是我不好！”
    我站在关叔坟前，摆上了供品，并倒上一杯酒，鞠了三个躬。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忙问：“妈妈，关叔临终时，留下什么话没有？”
    妈妈瞅了瞅我，没有吭声。
    “妈，你就说吧。”我带着哭腔问。
    “嗯！他无儿无女，没有别的乞求，只求你们每年给他烧上几张纸。”说到这儿，妈妈跪在坟头，失声恸哭。
    我透过妈妈苍老的哭声，似乎觉察到她有难言之隐，仍在追问：“妈，关叔还说了什么？”
    妈妈理了理被风吹散的头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睃了我一眼：“只求你们叫他一声爹！”
    我顿时省悟了，冲着坟头，连叫了三声“爹”！

    此文曾刊登于2007年第7期《劳动保护》。《工人日报》和

《中国煤炭报》分别以《关叔》和《妈妈的情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