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家乡开始有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我哥会木工活儿，幸运地成了首批社队企业的工人。

　　说起来寒碜，社队企业叫“西山公社木器加工厂”，只有一间厂房，两个工人，一个是我哥，另一个是任师傅。工厂设在五大队的公路边上，交通便利。我们家在三大队，距离那儿有五里路，不算远。

　　两个人的工厂也是工厂，而且是有工资的，每天五角钱，生产队记十分工。也就是说，这五角钱是赚的，因为在生产队劳动，只有十分工，价值两角钱左右，有时只值一角多钱，特别差的年头，只值七八分钱。还有个术语叫“劳动日”，说的就是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挣十分工折合的工钱。

　　哥一天挣五角钱加十分工，不算少了。在那个年头，五角钱可以称八两肉呢。

　　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接着做床、做书桌，当然这些私活儿得悄悄干，当时并不合法。两个人的工厂，晚上得有一个人守在那儿，轮到哥值班时，他就叫我去顶班。

　　我十多岁时，因为长得高，有一米五多，已算小男子汉，得给家里出力了。何况，哥说，我每去顶班一次，他给我发一角钱的补助。一角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当时的连环画，大多也就几分钱或一角钱一本。我可以买连环画，还可以去镇上看一场电影或听一场戏，所以非常乐意。轮到哥值班时，我一放学就往工厂跑。那时的农村学校，下午三点到四点就放学了，老师是民办教师，有的在放学后还要参加集体劳动。

　　工厂里有张写字台，是哥和任师傅记账用的，我就趴在上面做作业。

　　晚饭得自己煮，我从家里带来米和菜，哥下了班，匆匆忙忙往家里赶，我把饭煮好，一个人吃。

　　我一个人在厂里有些害怕，晚上要开着电灯才能睡觉。厂房空荡荡的，据说那儿以前是一片坟地，于是我时常想起农村仙狐鬼怪的故事，吓得发抖，很晚都不能睡着。

　　哥的工厂，只有一台机器——圆盘锯，可以把圆木分解成枋，寸板，然后再加工。哥和任师傅做的是来料加工，收加工费。

　　除了每天五角钱的工资和十分工，哥和任师傅还有点外快。分解木料的边角余料，主人家不要，还有锯末，这两样可以卖钱。锯末卖给炕干豆腐的，论斤称，一百斤一块钱。至于边角余料，是上等的柴火，很抢手。

　　有了这钱，哥和任师傅会买点卤菜，或是请人点一锅豆花儿，改善伙食。这样的好事，我偶尔也能碰上，心里特别高兴。那年代，生活条件差，吃饭难得见荤腥。当时的我像根竹竿，高是高，却没有厚度。其实，是营养不良。

　　哥很辛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点着煤油灯干私活儿。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1979年，我考上了高中，哥的工厂却垮了。原来，这极简陋的工厂，因为暴雷引起火灾，被烧了个大半。那晚任师傅值班，暴雷把他的耳膜震破了，从此再也听不见。那时也没有工伤一说，任师傅后来成了聋子。没有了工厂，哥回到生产队劳动。可是，当了回工人的他，再不安心于种地。不久，家乡兴起了乡镇企业热，哥成为公社建筑队的木工，远赴外乡修房子。

　　从此，哥远离了种地的日子。两个人的工厂是他改变命运的起点。想来，哥是第一代离开土地的农民，算得上农民工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