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颇有特点的、知名的三级教师，实际上却具有实力的、能干的二级水平，还是一位称得上绝对的、忠实的一级烟民。

　　记得第一次他与我们照面时，已是第一学期的两个月之后，因为抽烟，他身患肺气肿而住了医院。当盼望太久的老师终于出现在面前时，大家张着嘴巴，一片迷惑：“他?就是我们班的老师?”……

　　那是一张颧骨突出的黄脸，朦朦胧胧的眼睛下垂挂着厚厚的眼袋，一副被熏黄的眼镜架设在鼻尖上，模糊的镜片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他的眸子。几道皱纹刻在平塌的窄额上，稀疏的几根黄发浮在头顶。薄薄的嘴皮，遮掩不住黑黄的门牙，一动一张暴露无遗。瘦弱的个子套着一件宽大的中式棉袄，左胸前别着一枚红红的主席像章，左袖里塞着一块白白的特大手绢，微微隆起的罗锅使得棉袄的下摆长出一截。谁都不信，只有46岁的老师，怎么看都像64岁多。

　　他看似一尊“古董”，却也注意威严。他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主课语文，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实际上是矫“路子”。他用蜡黄的手指握着粉笔，写的第一个字是硕大的“石”字，占去了大半块黑板，曰：“沾上不良习气且不改者，石头也。为何也?大家思考。”说罢，突然匆匆离去。同学们一头雾水，不知其然。

　　七、八分钟之后，他重新站在讲台前，从眼镜上方注视着每一位学生，继续他的训话。激动时，从袖口里掏出皱折的手绢，捂着嘴巴咳嗽着，这一咳，马上青筋暴突，从脖子直达脑门。……

　　他顶真、企望，不失时机地语重心长道：“要珍惜面前之大好时光啊，不要让光阴悄悄地从你的手指缝里流逝去，浪费时间乃意味着浪费生命也!”。接着，他批评那种不好好学习，自以为是的人是“几滴水”：“几滴水，晃得很。几滴水，晃什么?可悲也!嗯----，这个问题，好好议议。”然后又突然消失了。……

　　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他的烟瘾。而“师道尊严”也无形之中给“熏”陶了出来。以后，无论是晚自习，还是其他课，只要听到楼梯下他的咳嗽声，或是教室后门闻到他的烟味，同学们很快就会鸦雀无声。

　　他的工资很高，却不够他抽烟。无奈，就把光荣、飞马、前门，甚至生产等牌子的烟混杂在一起，装在随身携带的铁皮烟盒里，取出什么就抽什么。偶尔，他还误将粉笔当作香烟塞进嘴里。

　　老师坚决反对我们抽烟，而自己就是坚决戒不掉。可是，每每遇到他咳嗽咳得面色发青，青筋暴突，或是气管炎复发，发得喘不过气来时，我们揪着心劝，他才下狠心戒。后来，包括我们毕业之后的许多年，他都曾因身体状况而多次戒烟，却屡屡未果。

　　烟癖，就像他所写的“石”字那样顽固不化。他也感叹道：“难矣，烟乃吾唯一之嗜好也!”……

　　他古怪、独行，但有他独特、严厉的教育方法，使得我们班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各项成绩在校名列前茅，成为当时全市的一个“示范班”，教育部门还特意安排了几场课，一是外校的老师来我们班听课，二是我们班的课放到校外大场子去上，外校的老师坐在四周听。

　　当他走上有外校老师听课的讲台时，又是推推眼镜，又是挺挺胸脯，尽管挺与不挺并不能改变他虾一般的脊背，但看得出他内心的激动和紧张。当讲到“狼烟”一词时，又触动了他的烟神经：“何为狼--烟--也?大家想一想。”说着又想离去，但马上意识到什么，才把腿缩了回来。

　　课上得很成功，也很有影响，其中有一堂有关修改作文的课还被整理、刊印出版了，在新华书店销售。而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总是掩饰内心的喜悦，不住地说：“那里，那里。”

　　撇开他的长相，在课堂的讲台上他是用心、用情地投入。

　　在吟诵毛主席的《七律·长征》、《沁园春·雪》、《西江月·井冈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时，他慷慨激昂，心潮澎湃;在分析鲁迅的《故乡》、《祝福》、《阿Q正传》、《伤逝》等时，他五体投地，入木三分;在翻译文言文《刻舟求剑》、《叶公好龙》、《鸿门宴》等时，他字字紧扣，手舞足蹈;在演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白居易的《卖碳翁》和三国中的《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时，他绘声绘色，感慨不断;在颂扬新中国的《红旗渠》、《三门峡》、《龙须沟》等时，他眉飞色舞，趾高气扬;……

　　除了上课，他还与我们一起除草劳动，在操场上观浮云测天气，特别是与我们一起“野营拉练”。记得最艰苦的一次“野营拉练”是在4、5月间，我们顶着刺骨的海风，冒着密密的细雨，踩在泥泞湿滑的海埂小道上，可以肯定的说，那天没有一个人不滑倒的，没有一个人脸上不脱皮的。这时大家都“想起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天黑时，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达到宿营地，空旷的农屋里沿三面墙铺了一圈稻草，大家放下背包各自铺自己的被子。

　　但这天，他----一个如此老态的人没了声音，一路上他背着背包默默地跟着、撑着，……一天以后，太阳出来了，天气一下子变的异常闷热、难忍，大家都脱掉了外衣。午饭后他穿着满是小洞的老头衫，独自坐在园子里的一棵树下，头上冒着汗。我唱着“样板戏”走进园子，他很不耐烦地说：“别唱了，快给我理发。”虽然我不太高兴，但还是从屋子里取出了随身带的理发推子，先为他擦去头上的汗水，再为他修剪了稀疏的头发。事后我知道他不仅太累了，而且也烦了，他有个把小时无烟可抽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进步和成长是不小的，进校第一年，在毛主席的诞辰日那天，我佩带上了“红卫兵”臂章，第二年成为先进积极分子，还做了先进广播交流，第三年又加入共青团组织。他告诫我“没有红色保险箱”，因为：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是进步的条件;而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是进步的关键，主要因素。因此，要“斗私批修”，严格要求自己;要认真学习“毛选”和“老三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还给我压担子，让我负责搞班级的“民主园地”、“学习宣传栏”、“批判专栏”和黑板报等工作，帮助同学一道进步等。那时，我还学会了理发，放弃了不少课外休息时间，为同学、为大家理发，一直到毕业，……

　　光阴荏苒，一晃四十年过去。迈入老师当年那个年龄时段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老师教育我们之真情投入和全心全意。为了衷心地感激他，我在复旦附中校庆五十周年那天，特意赠送一本我参与编写的《防火谋略》给他，一是展示一下他的学生的一点“才能”;二是为了他的健康，恳切希望他改掉烟癖。然而，正当我们再次筹划着毕业三十周年的纪念聚会时，突然传来了老师去世的噩耗，它犹如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堵在了胸口，……

　　对于一个搞安全工作的人而言，两大痛楚和遗憾使我难堪：

　　其一，他在“抽烟--戒烟--抽烟”的反复抉择中，与烟毒肆虐的艰难决斗中度过了一生。他的离去实在酸涩，如同石头变成沙子那样碎掉;

　　其二，我送他的《防火谋略》一书，他看到了第118页。他颤颤微微地，一手握着放大镜，一手夹着扔不掉的烟。好句好词儿，还像过去那样在下面划着杠杠圈圈。可是，下一页的那篇文章，恰恰是我写的“禁烟、防火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