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铁分厂炉前有一条不成文的安全规定：钢钎不能靠在墙上。

　　这一条，简直让刚分到炼铁车间的我感到匪夷所思。农村里，那一把锄头铁锹不是依墙而放，看着舒服，拿起来顺手。就是到了部队里，战士们也都是把枪枝整齐地靠在墙上，象他们一样列阵待发，既威武，又便于快速反应。

　　可车间安全员就这么明白地告诫。简单地不容置疑，简单地没有必要解释。

　　可谁曾想，下车伊始，我就在这上头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

　　那是刚进入炉前班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一炉铁出完后没有堵住口，喷得炉台上一片狼籍，大沟、撇渣器、上渣沟，全都堵得严严实实。正副工长焦头烂额，炉前岗位人仰马翻。我是头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还没有从那铺天盖地喷溅和高炉愤怒的嘶吼中清醒过来，就在班长的带领下扑向堆得最厚的上渣沟。

　　没有在炼铁炉前工作过的朋友可能不了解。上渣沟尽管只有短短的一段，却是撇渣器和下渣沟之间的衔接部分。一旦遇到渣液流动不好或者铁口大喷，它不仅要承受凝结给自己的那一部分渣量，还要额外负担撇渣工奋力用刮板推出的那部分，而且这部分大多数情况下是复合材料——渣铁混合物。所以干渣工的活绝不轻松。

　　我们先用水管向渣沟里浇水，在“云山雾海里”，等到渣堆表皮凝固成一个壳子(外面看似冷却了，里面说不定还是液态，典型的黑皮红心，)，用钢钎撬开一点，再浇上水，然后再撬。用这种“敲牛皮糖”的方法，把渣堆分解成大小不等的块，最后用钩子和铁锹搬到下渣沟冲走。

　　所以，干活的时候，我真的又象回到了麦场上，放下耙子挠扫把，忙得不亦乐乎。干着干着，已经“啃”到渣堆的核心部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心里一喜。这时班长命令，“再浇点水”，我一个虎跳从云雾腾腾里蹦过去，抓住地下的水管只一拉，却拉不利索，再用力一拽，只听见一声沉闷的撞击，班长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半晌都起不来，血从浓密的头发里，从他双手的十指缝里微微得渗了出来。原来水管绊倒了先前我靠在柱子上的六棱钢钎上，砸在了旁边埋头苦干的班长的头上，而那时候，我们都不习惯戴安全帽。

　　我给吓傻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还是我很小的时候，一个冬日里，父亲在院子里忙活，我象猴子一样跳来跳去，一不小心，脚踢到廊柱上靠着的一根木杠子上，眼睁睁地看着它狠狠地砸在父亲头上。父亲也这么捂着额头，流着血，不过没有蹲下去，定定地看着呆若木鸡的我，好一会才缓过神来。

　　班长慢慢地站了起来，一个龙精虎猛的汉子，我以为他一定会雷霆震怒，狠狠地收拾我一顿。然而，他只是苦笑一声，说，“哥这脑袋，还从来没有让人给‘开’过，你这是第一次。”我心里愧疚极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的父亲当时对我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他也没有骂我，更没有打我，还安慰了我几句。

　　十几年前的父与子，十几年后的异姓兄弟，同一个肇事者，相差无几的事故，仿佛因果循环，仿佛来世前生，都给了我恍若隔世的感觉。谁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我不是踏入了吗?只是脚的大小不同而已。

　　到现在又是十年过去。每当我面对一次次差相仿佛，重蹈覆辙的悲剧，都不禁要扼腕叹息。谁说每一条安全操作规程不是用鲜血换来?然而好多时候，鲜血仍然在汩汩地、白白地流淌。

　　我们都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