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

　　1993年8月5日。

　　广东深圳清水河。

　　一个危化品仓库突然发生火灾，并在1 h之内连续两次爆炸，导致15人死亡，百余人受伤，经济损失达2亿元。

　　这起事故在当时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劳动保护》杂志于1993年第10期，以通讯的形式对该起事故经过进行了报道，并援引专家调查组的调查结论，称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发了全社会对这起事故的反思与讨论。当年第12期，本刊又刊发了当时劳动部对此次事故的通报全文，并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要从深圳“8·5”事故中认真吸取教训》。接连用3篇文章的篇幅，对同一事故进行报道，这在《劳动保护》杂志是少见的。

　　为何此次事故如此引发媒体的关注?在相对敏感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应遵循什么原则?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20年前曾参与该起事故调查的原国家劳动部安全生产局局长郑希文(现年71岁)。

特殊时期 事故突发

　　1993年8月5日13时许，深圳市清水河危险化学品仓库接连发生两次爆炸。爆炸仓库为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联合公司的深圳红岗路清六平仓，爆炸后的带火飞散物(黄磷、燃烧的三合板和其他可燃物等)使火灾迅速蔓延扩大，引燃了距爆炸中心250m处木材堆场的3000m³木质地板块、300m处6个四层楼干货仓、400~500m处3个山头上的树木。

　　事故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紧邻香港，并且处于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特殊时期。另外，事故仓库是中国大陆为香港转运危化品的地方。那时香港没有危化品，只能从内地转运。”郑希文认为，一系列的背景，导致这一事故相对敏感。

　　1993年8月5日晚上10点左右，郑希文在北京的家中，接到劳动部办公厅的电话。“当时，电话里并没有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故，因为我家的电话没有加密，这件事当时还处于保密的状态。”据郑希文回忆，电话中只通知他第二天凌晨5点，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集合。“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一定是起大事故。”第二天凌晨4点多，郑希文到达西郊军用机场，在机场他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这时，我才得知深圳清水河危化品仓库发生爆炸的事情。”到了机场后，郑希文和其他相关人员乘坐专机，前往事发地深圳。

临危受命 着手调查

　　在飞机上，郑希文提议草拟一个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这个提议得到了邹家华的认可。在郑希文的起草下，一份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出炉——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李伯勇任事故调查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牟新生任副组长。事故调查组又分为领导小组和专家小组，郑希文一边在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一边在专家小组负责具体的调查工作。

　　1993年8月6日7时许，在邹家华副总理带领下，郑希文等人到达事故现场。“我们赶到时，火已经灭了，现场只留下一个长36m、宽21m，口为椭圆形、底为两个6 m深的锅底形大坑。仓库及里面的所有物质全部被烧毁，现场一片废墟。那情形太惨了。”至今一提起那个场面，郑希文仍然连连摇头。

抽丝剥茧 还原真相

　　调查组到达现场时，爆炸的危化品仓库已经被彻底摧毁，工厂里所有的票据、文件资料都被付之一炬，调查组无法找到任何线索。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在事发工厂车间工作的员工开展调查，从仓库管理人员到最基层员工，大家纷纷向我们提供各种信息。当时，员工告诉我们这起事故是硫酸钠引起的。但从化学原理的角度出发，我考虑硫酸钠是稳定的化学物质，不可能跟酸、碱产生起火反应，于是专家组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有了质疑就要拿出证据。”郑希文说，事故调查最重要的就是证据。由于工厂内已找不到任何文字材料，于是调查组将目光转向了工厂周边。“当时这个工厂旁边就是一个铁路货运站，工厂内的危化品几乎都是由这条铁路运过来的。我们想是不是可以从那里找到些线索。”于是，郑希文和专家组的成员们从铁路的运输发票底单查起，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查了该站点连续3个月的票，一张一张地进行核对。“查完这些票，并没有查到有经过此处的过硫酸钠，却发现了几批过硫酸铵的出货记录，这就对上了!”

　　调查组经反复查证，并进行了大量实验，终于还原了事故真相——事故发生前几天，1000袋过硫酸铵被运到事故工厂的4号仓库。事发当日上午，工人从4号仓搬运出800袋、共20t过硫酸铵，经仓库中间通道准备装入香港来的货柜汽车。在运输过程中，由于仓库通道狭窄，货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不足，使得运输车触碰到同仓库内的硫化碱，两者发生化学反应导致起火。

　　大火引燃了仓库内堆放的可燃物，并于13时26分发生第一次爆炸。强大的冲击波破坏了附近货仓，使多种化学危险品暴露于火焰中。这些危化品处于持续被加热状态1h左右，14时许，工厂的5、6、7号连体仓库发生第二次爆炸，最终酿成悲剧。

媒体报道 政治首位

　　“当时很多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起事故上了。”郑希文告诉记者，当时深圳清水河“8·5”事故调查组统一了意见，所有媒体均由广东省政府部门接待，但前提是要经事故调查组的同意。

　　“采取这种方式，跟我国当时的事故调查体制有关系。媒体在对重特大事故进行报道时，必须考虑政治方面的影响。在事故原因未查明之前，媒体最好不对事故原因进行任何报道，只能对事故发生经过情况进行报道。这一点，《劳动保护》杂志做到了。”对于《劳动保护》杂志当年的报道形式，郑希文表示认同。

关注成长 鼎力支持

　　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之后，原劳动部的安全管理业务全部划转到原国家经贸委，和《劳动保护》杂志一样，郑希文也随之来到国家经贸委工作。不久，国家经贸委决定由郑希文牵头，组建成立安科中心(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前身)。安科中心成立后，郑希文任党委书记，成为《劳动保护》杂志社的上级领导。

　　回忆起那段日子，郑希文感慨良多。“对于杂志社，我一直是鼎力支持的。只要杂志社有需求，无论是业务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我都会同意。”时至今日，郑希文还一直担任《劳动保护》杂志社热线咨询栏目的专家，为读者解答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对于杂志的下一步发展，郑希文表示，希望《劳动保护》杂志可以及时追踪报道一些重特大事故，“但一定要从正面渠道获取信息，不能道听途说，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要考虑政治影响。《劳动保护》杂志发展到今天做了很大努力，发展非常不错。她是我国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事业发展的见证，记录了我国安全生产工作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现在的整个过程。期待《劳动保护》杂志在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事业发展中，跟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取得更大成绩!”

　　编辑 杨 璇